如今若是能从清兵后方咬下一口……
“全凭于大哥吩咐！”
二十来人纷纷拱手表态
于七满意点头，哈哈大笑
“这就对了！等事成之后，俺们兄弟，也混一个正经官身做做！”
第53章 起事
到了河淮以北，就已经算作北方了，相较于南方一年两收，故而农忙时节长些，北方的农忙时节要稍短，主要是四月初到六月这两个多月的光景。
此时正是时候。
但战事一启，又哪里顾得了这些？清廷先后征发山东民壮约三万人，在兖州府、东昌府的大运河沿岸，负责转运粮草。
好在不同于中路和西路战场，东路方面，无论明清双方，都有一条现成的运输大动脉——京杭运河可用，故而后勤对人员的压力倒是不大。
不过，随着战局的发展，邳县和宿迁，这两个大运河旁的重要城池被明军占领以后，运河的转运线路，只能延伸到微山湖南侧的峄县和沛县一带，再往南，就进入明军控制水域了。
故而，兖州府所属的济宁、滕县、鱼台、峄县四地，就成为了清军后勤线路的枢纽。
来自济南府、东昌府和北直的辎重粮草在此卸船，并以民夫转运到沛县图海手中，供应徐州战局。
这也是李化鲸、于七挑这个时候，在鲁南起事的原因。
于七在微山湖，与诸多头领会晤，达成共识后，各地榆园军势力便开始准备。
其中力量最强大的一股，也是此时于七亲自领导的，乃是在滕县北部边境，与邹县相连接处的凫山。
凫山又名八卦山，于地势较为平坦的鲁南淮北地区，算是难得比较复杂的山地丘陵地带，又紧靠独山湖、南阳湖等微山湖附属水系，易于隐藏。
于七在这里，招揽了不少明末以后，失业的漕兵、漕工群体入伙，再加上一些战争中散落的江北四镇乱兵，合拢四百多号人马，啸聚山林。
在兖州地界上，漕兵、漕工算是榆园军主力之一，就像裁汰驿站裁出个李自成一样，由于漕运断绝，山东地界上，对于运河沿岸，原本靠此吃饭，数以万计的民夫，无异于砸饭碗。
这些人大多本就是因为无地失地，才干了这体力活计，失了饭碗后，便沦为流民，变成了各路山匪流贼、地主武装的兵源之一。
对于北方百姓而言，满清入关倒也并非百害而无一利，至少最显着的影响就是，这大大缓解了北方各省激烈的阶级矛盾。
换个说法，在八旗的铁蹄之下，对于北方各省百姓而言，民族矛盾压倒了阶级矛盾，无论是失地流民组成的山湖流寇武装，还是地主士绅们豢养作威作福的家丁黑手，顿时间都有了共同敌人。
因为，清廷固然愿意与士绅阶层媾和，但这里主要指的是更为强大的江南士绅。
至于北方各省的地主，抱歉，你以为八旗跑马圈地，圈的地都是从哪来的？
自耕农有这么多地圈吗？
于是乎，榆园军起事的人员构成中，除了流民义军外，地主武装也占比不小。
历史上的榆园军起义，之所以能够连州跨郡，席卷半省，就是因为有大量的北方地主支持。
要知道，封建时代，“皇权不下县”，朝廷在一个地方，真正能够维持的力量，是很弱小的，撑死就是县太爷、县丞、主簿，和几十号小吏、衙役。
那么他们凭借什么进行阶级统治呢？
靠的就是地方的宗族豪强势力，或者说地主士绅，和平时期，他们能帮助县衙征收税赋、维持治安，战时也是筹措粮饷兵源的主要经手人，县中命官以下，那些个管理具体事务的吏员，主要也以这些人为主。所以顾炎武才会感叹，“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胥吏而已。”说得就是这些人，他们上连接朝廷，下直接接触百姓，虽然说，他们的存在，是封建社会最大的问题所在，但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也是政权能够稳定存在的关键。
只有获得了这些人的支持，县太爷的命令才出得了县城，那么换句话说，一旦失去了这些人的支持，都不需要他们反抗，哪怕只是中立呢？
故而，历史上才会出现那种农民一朝揭竿而起，连州跨郡，响应上千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些人对朝廷失去信心后，冷眼旁观的结果，如黄巾起义，看似浩大，一旦士绅豪强们组织起来，不难扑灭。
而此时的北方各省，就正处在这样的矛盾临界点上……
于是乎，响应凫山于七的，除了微山湖周边十多股湖匪、山匪流民武装外，还有滕县、邹县、鱼台的十余家地主。
这些人有的是原明朝士绅，在清廷统治下，丧失了政治和经济特权，当然有理由不满，还有些是胸怀野心的吏员，想在风波之中博得一官半职，改变家族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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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山湖西侧，鱼台县，古亭镇
杨氏是当地大族，宋代以前，评价一个士绅家族算不算大，靠的是出过多少两千石大员，多少宰相；而宋代以后，科举兴起，客观上为中小地主打开了一扇门，于是乎，族中出过多少进士、举人，就成了最重要的标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杨氏就是这样一个大族
自明初以来，先后中了两个进士，八个举子，山东在北方各省中，算是科举之风比较盛行的，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不错，直至崇祯时，杨氏都还有族人在济南府当县丞。
故而榆园军联络各地抗清势力之时，杨氏就属于那种士绅抗清力量的代表，率先响应。
要说大族就是大族，元、明、清三代，蓄奴成风，这些大族，仅是家中仆役、佃客组织起来，就是一股相当骇人的势力。
杨氏在古亭镇有田三千八百余亩，佃农一百三十多户，加上族中长工、奴仆、家生子等，拉出两三百号丁壮并不困难。
做出这番决定的，是四十出头的族长杨任宁。
他原本在崇祯时，在兖州府做过府衙典吏（吏员最高品阶），是个有见识的，这些年家中再也没出过一科进士，家族影响也多有下降，他便起了心思，招来自家两个儿子和几个庶弟议事。
“这次起事，说不得便能决定咱家日后百年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