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4章大明官吏们，你们上岸了！
朱翊钧在勤政堂里看吏部、光禄寺联袂上疏的《隆庆三年大明中枢地方官制》。
了一个多小时，朱翊钧看完了整份上疏，最后部分是内阁的票拟，“可行。”
前面部分是确定官阶。
按照此前商议的，大明新官阶定为十八阶，自正从一品荣禄/光禄大夫以下，分资德/正奉、正议大中、中顺朝请、奉议奉直大夫，再分承德承务、承事从仕、迪功修职、登仕将仕郎。
官阶是发放俸禄的标准。
从理论上说，你的官阶高，即使担任同一官职，你拿到的俸禄会比官阶低的同僚要高。
朱翊钧翻到后面，想再看看内阁和吏部、户部最后议定，到底给大明官员调薪多少。
什么？
才这么点钱？
太祖皇帝是打发叫子，你们这好到哪里去了？
太祖规定的月俸为禄米，正一品八十七石，每一阶递减十三石，至正三品为三十五石。
然后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
正七品至从九品每一阶递减五斗，至从九品为五石。
到了成祖皇帝，他为了修筑北京城，打起官员俸禄的主意，宣布一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钞；三四品米钞各半；五六品米六钞四；七八品米八钞二。
米要从南方漕运过来，宝钞只需要印就好了。
这一对吝啬父子，直接把大明官吏的俸禄干成了历朝历代的地板价。
从上疏里看得出，张居正代表吏部希望给天下官吏们多加俸禄。
高拱代表户部希望天下官吏自带干粮，为大明中兴做贡献。
立场不同，给的意见也不同，朱翊钧能理解。
双方争来争去，只是把此前的俸禄加了一半，如正一品一百三十石，其中折银圆六十圆。然后津贴只是俸禄的一半。
看上增加了不少，可是你再对比一下宋朝的俸禄。
宋朝的俸禄，正从一品月俸三百贯，衣赐绫四十匹、绢六十匹、罗一匹、绵一百两，禄粟一百石。
正从二品月俸二百贯，衣赐绫二十匹、绢三十匹、五十两，禄粟一百石。
除此之外还有仆人的衣粮各七十人，每月薪(柴草)一千二百束，每年炭一千六百秤，盐七石等。
七品的县令、录事参军，每月料钱十五贯、米麦四石；八品的主簿、县尉，每月料钱十二贯和米麦三石。
对比宋朝的俸禄，大明官吏的俸禄，真是闻者落泪，听着伤心。
不仅如此，大明官吏这微薄的俸禄，还要包括聘请幕僚仆人，迎来送往的费用。
不贪能行吗？
不贪只能被活活饿死！
什么？
你说中了进士有人带着田地投献，可以发家致富。
呵呵，你想多了。
嘉靖二十四年颂布的最新《优免则例》，详细规定了各级官员、进士举人们的优免。
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
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
优免数额依次往下降低，一直降低到九品官，免粮六石，人丁六丁。
外省官员减半。
教官、监生、举人、生员各免粮二石、人丁二丁。正常退休官员按对应品级免十分之七。
《优免则例》还明文规定，优免只免杂役，不免正役和赋税。
比如正一品京官免粮三十石，算下来是免除一千亩田地摊派下的徭役，但这一千亩田地的赋税照样要缴纳。
大明从来就不存在对官绅田地赋税也减免之说。
太祖和成祖两位皇帝，这么抠门的人，正经俸禄都抠抠索索，能让你们在其它方面占到大便宜？
你中试当官，乡亲们踊跃投献挂靠，不是躲避赋税，那玩意只要在鱼鳞册就没法躲的。乡亲们挂靠，躲的是杂役，也就是衙门的乱摊派。
正役赋税只会让你穷，吃不饱饭；乱摊派的杂役杂捐，会让你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朱翊钧在西苑给皇爷爷嘉靖帝当“仙童”时，接触到大明财税资料，目睹过身兼大明总会计师的皇爷爷年底核销的十三省和六部账目信息，当时只有一个念头。
大明财税是个渣，它喵的比村头代销店还要粗糙奔放。
太祖皇帝制定它时，只想着收田赋，不考虑商税。
定俸禄时，只想着省钱，从不考虑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行，需要多少成本。
官员拿着微薄的俸禄，前肚皮贴后背心地为大明做贡献，然后各级官衙的一切运作费用，朝廷大部分叫你自己包干下来。
前宋各级衙门好歹还有官职田，大明衙门就全靠向百姓们摊派杂役杂捐。
属于大明各级衙门自己收税自己，无疑是让狼牧羊。
大小官员、胥吏、杂役上下其手，然后缙绅世家内外勾结，一层层往百姓头上摊派下去。
搞得后来，官府摊派的杂役是赋税正役的十几倍、几十倍，十分恐怖，分分钟叫你倾家荡产。
中试做官，能免得就是这些乱摊派的杂役杂捐，投献挂靠的乡亲免得也是这一部分。
可为什么孔家、徐家还霸占了那么多田地？真要是按照优免则例执行，缴纳赋税都要交死他们。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实际中地方缙绅们免除的范围越来越大，为什么？
因为这出现一个悖论。
官府这种乱摊派，大部分是不符合律法的，里面没有几件是清白经得起查。缙绅都是进士举人，当过官，懂得这些道理，同时还有同窗同门等官场关系。
当地官府敢为难他们，这些人就会跟你把这些道理讲清楚，告你鱼肉百姓，苛毒乡里。
于是官府看碟下菜，对于缙绅这些官户，他们特别讲道理，打着“朝廷优免”的旗号，免征或少征杂役摊派。
地方世家豪族，扶植族中后辈拼命读书，科举中试，图的就是能讲道理的“权力”。
再后来，缙绅豪族们会通过各种手段，比如与县官和胥吏勾结，隐匿田地人口，直接不服正役、不交赋税。
于是大部分的摊派杂役，以及部分赋税正役，都集中在名下没有几亩地的贫农百姓头上。
很快地方会出现了大范围的贫农百姓逃亡。
种地早晚被摊派赋税给逼死，逃走说不定还有一条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