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条件的男生都置了一条，于是在校园里便常常看到各种高矮胖瘦的男生穿着不同品牌不同质地的白裤子晃来晃去。吴可也去买了一条穿上，只是大约他是在不远的农贸市场的衣摊上买的，质地不怎样好，不到一米六五的小个子吴可穿着他，还把上衣下摆压在裤腰里，怎么看怎么更像是一个穿着白纺裤子晨练的老头儿在前面走。更要命的是，透过这质地不甚好的白裤子能清楚地看到里面穿的红色内裤！也不知道吴可自己知不知道，反正那个夏天他就那样若无其事地穿着那半透明的白裤子几个月，引得陆敏和彦如私下里笑过好几场。
吴可从那个时候就表现出了他那很典型的小农意识。他学习还算努力，也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但他几乎不读课本以外的书，和他聊天的内容也仅仅只能在娱乐八卦和日常起居的范围内。一句话，在和他接触过几次后便能发现，你没有办法和他讨论更深层次一些的问题，比如理想，比如人生，比如生与死。
在陆敏和彦如正沉浸在刚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喜悦兴奋和矜持骄傲里，她们是常常讨论到生与死的。而吴可对死很是忌讳，并且对于陆敏和彦如年纪轻轻便谈生死极度的不理解。并且，他很快就用一件事实实在在地再一次证明了他的思想的平实和匮乏：有一次，在课间闲聊的时候，他兴奋地向陆敏和彦如推荐了那首让人恶心的《大花轿》，并且不遗余力地试图向她们说明那歌词写得是多么的美妙和有水平。陆敏和彦如瞪大了眼睛看他，一边的杨森则抱着一贯的不置可否的笑。
所以，在上学的那个时候，陆敏和彦如便给吴可下了定论，认为他的人生终极理想就是：一亩三分地外加老婆孩子热炕头。
很多年过去，事实证明，这一定论是正确且准确的：吴可毕业后便通过他那早早嫁人的姐姐的关系进了一家国企，在流水线上度过了他接下来至今的漫长岁月，用他那天天和有毒气体打交道的工作的高薪早早地结了婚，娶了一个城郊即将拆迁的村里的朴实姑娘，并有了一个即将上小学的儿子，节前刚买了辆新车。不算老家的山林地产，也不算老婆那边的拆迁，他自己的名下就有三套房子。说起来他已经比班上的大多数同学都经济宽裕，但是，他依然保持着几乎是上学时候的那种形象：几十块钱的t恤衫，打折的运动短裤和运动鞋，一张长期接触有害气体而显得格外老态的脸上刻着深深浅浅的皱纹，头上顶着这么多年从来没换过的平头发型，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依然像上学时候那样，几天才洗一次头，所以，几乎每次和他打球时陆敏都能看到他那满头的“发如雪”。而在每次打球间歇的闲聊中，吴可的话题也从来没有超出过世俗事务一次。
但是，得承认，他内心还算平和。对于他而言，他少年时候的“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人生理想差不多算是完美实现了。除了休息日要加班和偶尔为孩子的教育问题烦恼一下下，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过不去的烦恼。对他而言，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退休。而且，他是有害工种，可以提前退休，而且国企里退休后的收入也是有保障的。所以，他在工作之余的休息日便约陆敏打打球，或是自己去钓钓鱼。一句话，他有着一个中年人才有的那种生活状态：不为吃穿用度烦恼，也没有天下大事能在他心里扎下根需要他忧国忧民，他要做的，只要在他固定的人生轨迹上继续走下去就好了。
☆、第8章
陆敏到达约定地点的时候尚早，据说杨森一时半会儿还赶不过来，她和吴可便像之前一样拼杀起来。
打乒乓球是陆敏也是吴可很多年来没有放弃的一个爱好，虽然打得并不多，有时一年也难得打上一场，但逢到打球，两个人都是很尽兴的，毕竟，球风相近又彼此熟悉，扣杀起来十分过瘾。而这些年下来，吴可在打球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真是年纪大了，很明显感觉到精力不够用了。尤其是两个月前在打过一场球后吴可居然告诉陆敏说他腿痛了整整一个礼拜，这让陆敏大为吃惊。在陆敏的印象里，吴可瘦小精干，什么时候居然也会在打球过后喘那么久的气，居然会腿痛一个礼拜？难道，真的，大家都开始老了么？
三点多钟的时候吴可的电话响了，是杨森的，已经下了车，在问具体的地址，吴可便下楼去接杨森。陆敏一个人坐在长凳上休息，一边在想，这许多年不见的杨森，会变成怎样。
和村镇子弟的吴可不同，杨森算得上是这个城市的本地人。上学的时候大家都羞于谈到自己的家庭，只隐约知道他的父亲是城里某个设计院的，母亲则一向体弱多病。说起来杨森虽然家境算不上优渥，但好歹是家中独子，吃穿用度各方面就很明显的比吴可要好。杨森身上也没有吴可那种与生俱来的小农意识，更多的是有一种在较为宽松环境里成长起来所具有的那种品质：自信，热情，还有那么点骄傲。
那时的杨森个子虽然不高，外形却还不错，留着当时很流行的分头，笑起来一口白牙。几乎全班的女生都公认他某个侧面像极了《泰坦尼克号》里面的男主角迪卡普里奥。每到陆敏和彦如提起的时候，他总是装着很不屑地笑笑，仿佛像迪卡普里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私底下陆敏和彦如却断定他听了那话一定快活得不得了。
和那还算帅的外形相对应的，杨森的钢笔字写得也不坏，却不是吴可那种中规中矩的学院体行书，而是在运笔时总喜欢大开大合地绕上几笔，尤其是签他自己名字的时候，“森”的最后一笔总要划上一个夸张的圆弧。每到那时候，总让人想到鲁迅先生文章里写的：“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大约是为了配合自己的迪卡普里奥造型，算得上当地土著的杨森也是断断不肯说方言的。他说普通话，但他的普通话和陆敏彦如的都不同，他的普通话带有很明显的港台腔，以至于直到多年后的此时，坐在长凳上等待杨森到来的陆敏还能清楚地记起杨森的卷舌，记起他在读那篇《劝学》课文时的拗口和别扭。想当年，为了那一句“蟹六跪而二螯”，杨森憋了半天，念出来的完全像是一个刚学普通话的广东仔，天知道那个时候他甚至还没见过一个真正的广东人。――很多年后想起来，按现在的说法，其实那个时候的杨森是有那么一点“娘”的，只是大家包括他自己也许都没有发现罢了。
毕业后没有多久，杨森便去了广州。对于他的为什么去和怎样去的广州，大家都知道的不是很确切。――在那个大多数人还不方便上网而连固定电话都不普及的年代，大家远没有现在这般的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