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安全，司令员和政委通常不住在同一个屋子。夜已经很深了，阮静秋听经过的警卫员们说陶司令难得“早睡”，转头一看，郭政委的房间分明还亮着灯光。小雅在门外喊了声“报告”，招招手示意她进屋去，阮静秋只好也硬着头皮唤了一声：“首长。”同时心想，幸好自己是一个现代穿越过来的人，懂得解放军里没有“长官”，只有“首长”的道理。
郭化若坐在一方简陋的木桌前，手旁摆了一根蜡烛，正埋头奋笔疾书。听见声响，他匆匆应道：“进来。你先坐，我手头还有一点东西要写，很快就好。”
阮静秋四下环顾，除了那张木桌对面有张椅子，另一个可坐的地方就只有门边的一只折叠马扎。她想这报告的内容无疑是不适宜让自己知道的，于是便很知趣地在马扎上坐下。白天没顾得上细瞧这位郭政委的长相，这会儿看真切了，她才发现他和杜聿明的眉眼有三四分相像，都是下垂眉毛下垂眼，像个斯文儒雅的读书人。他此时应当也被关押在某个司令部或野战医院里，不论这场战役的失败将为他的精神带来多大的打击，至少他再不必拖着病体挣扎于无望的战场之上。
窗台上还摆着一份报纸，她正坐得焦灼又紧张，见郭化若仍忙于手头的报告，便悄悄摸来报纸翻了两翻——随即看到了头版头条的报道和邱清泉的照片。她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强迫自己的眼睛从照片上移开，转而去那些文字，可忽然又觉得他身上的那些枪眼活了起来，穿过报纸击中了她的身体，使得她也肠穿肚烂、血肉模糊，只剩下最后一口气苟延残喘。
勤务兵在这时推门进来，阮静秋被他吓了一跳，急忙起身将报纸放回了原位。年轻的小战士用奇怪的眼神打量她，将手中的搪瓷饭碗放在桌上，而后又匆匆出去了，竟然没多说一句询问的话。阮静秋不敢再去看那份报纸，她缩在马扎上，两手交叉环抱在身前，像是在使劲儿压着自己满身的枪眼。
郭化若似乎察觉到她的异样，在这时抬头向她望了过来，指着桌上的碗筷对她说：“这是给你做的夜宵。过来，先吃一点东西，我们再慢慢聊。”
阮静秋有些意外，她还以为那个勤务兵是来给首长送夜宵。她原本想说“不饿”，可又忽然想起，自打在防空洞里发起高烧，她就没吃过一顿正经的干粮，之后到了四纵司令部，更是一直水米未进。在这样的状况下，她竟然还能在野战医院里忙碌一天而没有直接晕倒，现在想想也称得上一件奇事。人饿过劲儿之后，大脑或许已忘了发出饥饿的讯号，但当食物摆在眼前的时候，它就自然而然地恢复了工作状态，使她空空如也的肚皮激烈地叫唤起来。
她因此不得不相信，此刻自己身上确实是没有那些枪眼的。她走到桌前坐下，碗里是极有当地特色的、黏糊糊的浆面条，面条上头格格不入地卧着一个形态完好的荷包蛋，筷子上则额外多摆了一个热腾腾的发面烙饼。她将两手在衣服下摆上胡乱抹了抹，起先打算按久违的家乡吃法，把饼子撕成小块泡进面汤，可撕着撕着，大半饼子就不由自主地被填进了嘴里头，一碗浆面条和一个荷包蛋也被她风卷残云一般，只三口两口就扫荡了个精光。
她放下碗筷，郭化若的报告也总算告一段落，正坐在对面笑眯眯地瞧着她饿狼似的吃相。他问：“吃饱没有？不够的话，我再叫伙房多做一些。”
阮静秋连忙抹抹嘴回答：“吃饱了，谢谢首长。”
“好吧。”他点点头，“那么我们来谈一点正事。”
阮静秋不由自主地挺直腰杆，两手紧紧扯住棉袄的衣角。
郭化若先是说：“我从刘小雅同志那里了解了你的一些情况，不过，有些问题还是要征求本人的意见比较好。从政策上来说，我们不会把你关押、审判或枪毙，如果你愿意，可以随时到后勤那里领取路费回家。但仗刚打完，伤病员很多，正是需要医生的时候。小刘同志说你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医生，抗战时就在一线抢救伤员，今天你的表现，大家也都看在眼里，伤员们对你的评价都非常好。你对自己以后的生活是怎样打算的？无论是想回家还是留下来，我们都非常理解、非常支持。”
阮静秋沉默了一会儿，回答：“我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家里没有其他的亲人，我不知道还能回哪里去。可是，首长，我真的可以留下来吗？我是从你们的敌人中来的，在我走进这里的野战医院的几天前，我还属于那个使用毒气弹伤害他们的旧军队、旧战线。”她的声音开始发抖，“当年我没有选择参加红军，而是去了国民党的军队，并不是因为我不明白共产主义的好，而是我贪生怕死，害怕困难、害怕牺牲。从这点来说，我其实是一个投机分子，一个软弱的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者，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郭化若认真地听完了她的剖白，却忽然笑了起来：“我和陶司令今日一直说着‘奇怪’，你这位医生不但会唱红军的歌，竟然还懂得这些‘主义’和‘分子’的区别。”而后，他收敛了笑意，正色道：“既然你懂得这些，那么也应该知道，这场战争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消灭敌人，还有推翻旧制度、改造旧思想，以及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他又笑道：“在我看来，这条正确的道路一直都在这里。一些人短暂地来过，并留下了光辉的印记；一些人则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更多的人则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由于不同的契机选择加入了这条道路，于是我们才拥有了如今这样强大的队伍和力量。那么，小阮同志，我想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只要你愿意，什么时候加入都来得及。”
阮静秋站起身，向他敬了个礼：“谢谢首长。”
郭化若笑着对她招手：“你坐、你坐。还有一件事，是关于邱清泉的。我们在战壕里发现你的时候，邱清泉恰好和你挨在一起。野司首长们对这件事也很关心，因此要我来问问，当时究竟是什么情况？是你向他开的枪吗？”
阮静秋犹豫了片刻，心中飞快思索：窗台的那份报纸上已经写明，邱清泉是在突围过程中中弹身亡。这个消息已经传达给了各部队，战士们都已相信了他被击毙这一“事实”。作为他们眼中的敌军首脑，在仓皇脱逃过程中被击毙，是一种既符合情理、也适合宣传的判断，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她对郭化若表明邱清泉是自戕殉职，恐怕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反倒显得她与过去的界限不明确、不彻底，竟还试图与南京统一口径，试图将一个罪大恶极的战犯塑造成多么高大的英雄形象。她知道邱清泉本人并不那么在乎这些，打从将那两根金条塞给她，或者比那更早的时候起，他就想好了自己的结局，对身后的所有指指点点都无惧无悔。是自杀或是被杀，是英雄或是罪犯，他在九泉之下听来只会大笑三声、拂袖而去，再不屑于纠缠这些虚无缥缈的声名。当时在场的副官们不知逃到了哪里，这意味着这件事注定不可能获得“公断”，双方注定将为此各执一词。于是她回答：“我不太清楚。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中了枪，浑身都是血。我扶着他走了一截，就掉进了战壕里头，再醒来就到这里了。”
郭化若追问了一句：“那么你为什么一直不肯开口呢？”
阮静秋哽了一下，低下头说：“首长，他毕竟是我的老长官。我知道这话不对，我不该站在过去的立场上为自己辩解，可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他救过我很多次，我欠他很多很多的情。我从国外留学回来，正赶上南京沦陷、武汉危急，路上被抢光了盘缠，若没有他捡我走，我已经饿死在了长江边上。后来昆仑关大战，也是他冒着日本人的枪林弹雨救下了我。再后来，我为了给病重的家人找药而被地痞流氓纠缠，又是他出面赶走了那些无赖；甚至就在几天前，就在陈官庄的包围圈里，他还又救过我一回。论道理，他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死不足惜的人民的敌人，可作为一个有感情的人，我不能只讲道理，而对之前的所有经历都忽略不计。大家正在为胜利欢呼庆祝，我却在为朋友的死而难过伤心，这当然并不矛盾，只是……只是我不应该要求别人和我一起难过，又无法假装高兴而加入到欢呼的队伍里。”
郭化若点了点头：“我明白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
阮静秋又说：“首长，我还有个请求。或许我并没有提什么请求的立场，可话已经说出口了，只盼着能有一些商量的余地。”
郭化若应道：“你说说看。”
阮静秋道：“能不能由我出面，找个地方安葬了他？费用自然是由我来出，野司首长那里如果问起，我愿意去当面说明。”
郭化若向她点一点面前的这份报告，微笑道：“我正要汇报这件事情。老乡们已经给他捐了一口棺材，下葬的地点今天也说定了。你既然是他的朋友，明天就一起去办这件事吧。”
纵队首长们所选定的这一块埋骨之地与他们当时跌入的那条战壕相距不远，位于两个村庄之间，西南角临着一块低矮的洼地。老乡们帮忙合拢了棺材盖，将泥土一铲一铲地盖在简陋的木料上，慢慢从这片平坦广阔的田地间垒起一座坟茔。阮静秋亲笔在木牌上写下“邱清泉之墓”几个字，郑重地竖在坟前，而后点起三支烟放在地上，心中无声地说道：雨庵，这回真的是最后一面了。
几位老乡和陪她一同前来的小战士们远远地看着她，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她也回头去看他们，心想，这些老百姓才是这场战争里唯一的受害者。他们完全应当仇恨埋葬在地下的这个人，应当仇恨国民党旧军队的统治和对他们的剥削压迫，但他们仍然宽容地贡献了这一口棺材和这一小片土地，作为他的栖身之所。她想，邱清泉地下有知，也当感激并知足了。她没有再说什么话，而是端正地面向那些百姓和战士们，深深地向他们弯下腰背，逐一鞠躬致意。
尽管没有正式的编制，但她换上了和解放军战士们差不多的棉衣棉帽，在随后一阵子时间里忙碌于四纵的野战医院和司令部之间，有时医院的工作不太多，她就来教战士们认字、唱歌。那件染血的棉衣被她收进了行囊的最深处，就像她也把过去的种种也都埋进了记忆里。与此同时，南京蒋总统通电下野，桂系首领李宗仁作为“代总统”，派出特使试图“划江和谈”；而华东野战军则整编为第三野战军，开始为随后的渡江战役作紧锣密鼓的部署与准备。
二野兄弟部队送来的伤员中，有一些已康复回到了老部队，另一些伤势更重或落下残疾的，则将与三野的伤员们一起被送往大后方，位于山东根据地的野战军司令部疗养院集中照料。阮静秋作为随车医生一路护送这些伤员到达了目的地，并和疗养院的医生办理了交接手续，一位伤员拄着拐杖又走回来，拉着她的手说：“阮医生，我们以后是不是再也听不到你唱歌了？”
伤员们一下子都围过来，纷纷说着“我们舍不得你”。阮静秋看着他们，这些小伙子们大多数比她还小好多岁，此刻却少胳膊少腿，有的甚至连头盖骨也残缺了一块，真不知后半辈子要怎样生活下去。她只得安慰道：“我会常来看你们的。”
终于安顿好伤员们，她感慨万千，望着疗养院的大门抹起了眼泪。按照出发时的安排，她不需要在野司多停留，交接手续完成后就该回四纵去了。正要上车的时候，一旁不知什么时候竟忽然闪出个人影来，拦住她笑眯眯地问：“你就是四纵那个会唱歌的阮医生，是不是？”
随车的警卫员小王比她机灵得多，连忙向这位笑眯眯的来人敬了个礼：“参谋长，就是她。”
阮静秋赶忙也立正敬礼。
时任三野副参谋长张震仍是笑眯眯地，连露出的一排板正的牙齿都透着真心实意的高兴。他对她招招手说：“难得有位‘医、歌双栖’的大明星来了，可不能这么轻易地放你走。跟我来，司令员要见你呢！”
阮静秋历史知识欠佳，并没即刻意识到面前这位参谋长未来也将是一位开国中将和上将首长，只听他说要领她去见司令员，于是猛地打了一个激灵，这才惊觉自己即将迎来和开国大将之首的一场会面。这让她几乎立刻在数九寒冬里冒出了汗水，张震领她走出一截，回头看她的时候便很惊异地问：“咦，你怎么满头是汗？”
阮静秋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只好尴尬地擦着汗问他：“首长，待会儿见了司令员，我该说什么好呀？司令员要问我什么？我能不能提前做点儿准备？”
张震前仰后合地大笑起来：“不用、不用，司令员又不是洪水猛兽，还能把你吃掉不成！”
他的安慰毫无效用，甚至还让她冒出了更多的汗水。张震瞧着她的样子十分好笑：“坏啦，要是这样把你带到司令员面前，他准以为我欺负了你！”而后将她领进了院子深处的一个小房间，让她在这里休息片刻，他先到司令员那里看一看。
阮静秋看他出去了，连忙翻找来桌上一只水壶，咕咚咕咚地灌下几大杯凉水，才觉得自己不像方才那样紧张了。仔细想想，伤员的情况她心中都有数，汇报起来不是难事；万一司令员又问起邱清泉的事，那也按照当时给郭政委的说法解释就是了，大概没有什么地方会露出破绽。
正思索，外头进来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女同志，梳着齐耳短发，样子非常清秀，一双眼睛更是又圆又亮，让她不由得想起了诗词中所描写的江南水乡。尽管素不相识，但她看她进来，还以为自己是占了人家的房间，连忙起身向她打了个招呼，说：“同志，你好。我是从四纵来的，负责护送伤员们从野战医院搬到后方的疗养院。野司首长说有事要问，叫我在这里先等。”
对方起先很惊奇地看着她，听完她的自我介绍之后，似乎想起什么，问她：“四纵来的，那么你是阮医生了？那个唱歌很好听的阮医生？”
阮静秋瞪大眼：“是我，但……”她如何也想不到这事竟然已到了野司人人皆知的地步，一时间尴尬非常，不住地挠着头道：“我就是随便唱唱，怎么传成了这个样子？”
对面的姑娘笑着说：“你可是大名人呢，现今谁不知道四纵有个百灵鸟似的医生！”而后上前一步，十分友好地向她伸出了手：“你好，我叫楚青。”
阮静秋连忙也报上姓名。见她身着军装、背着行囊，她以为对方也和她一样是医生护士，毕竟在野战部队当中，女同志们大部分都集中在医院、后勤和其他行政部门工作。两个姑娘坐下来聊了一阵子，都觉得彼此十分投缘，阮静秋甚至比这位楚青同志还要大一岁。问起此番来野司的缘由，她坦率地回答：“我是来探望丈夫的。我们有好一阵子没见面了，只要我不在，他一准又不爱惜自己，所以我非得来监督他不可。”又神神秘秘地笑道：“我把孩子们都留在后方了。不用成天陪他们玩儿，也算难得清闲。”
阮静秋也笑起来，心里不由得生出一些羡慕和感叹：这位年轻一岁的姑娘已经结婚成家有了孩子们，而自己的归宿却还看不到半点踪影。她好奇地追问道：“你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呀？”
楚青笑着回答：“是个蛮可爱的人！他大我十六岁，认识他那年，我才十四五岁，他就惦记上我了！我起先不敢答应，之后兜兜转转几年，我才确信他就是我今生认定了的人。不过，和他结婚那年，我也就十八岁而已。日子过得可真快，我们结婚八年，现在都有三个孩子啦。”
阮静秋忽然想起了廖耀湘，还有两人分别时那个突如其来的吻——他也正好大她十六岁。以她过去的、现代人的观点看来，十六岁似乎是一种遥不可及的鸿沟，可楚青洋溢着笑容的脸上又分明写着这十六年的距离对于一对真心相爱的伴侣来说算不得什么。她正走神，外头忽然急急忙忙跑进来一个小战士，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司令员的头疼病又犯了！”
楚青赶忙站起身，随着他一同往外走。阮静秋也跟上去，那个小战士却拦住她，问：“你跟来做什么？”
阮静秋指一指楚青，困惑地说：“她是医生，我也是呀。”
“什么医生？”小战士迷茫地看了看楚青又看看她，无奈地一拍大腿道，“哎呀，错了、错了！她不是医生，楚秘书是我们司令员的夫人！”
“啊？”阮静秋简直要石化在原地，难怪她方才觉得楚青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又听她自己说比丈夫小了十六岁，她早该想到她正是司令员的夫人。
楚青在屋外向他们招手：“不说这个了。阮医生，你快跟我过来。”
张震也正在屋内急得团团转，见到楚青在阮静秋前头进来，他吃惊地瞪大了眼：“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又忙不迭解释：“总攻前到现在歇了有一个多月，原本都快好利索了，刚才不知怎么的忽然又疼起来。”
阮静秋赶忙也上前去。她刚才满头大汗地设想着与司令员见面的情景及自己将要应答的话，却唯独没有想到真正见面的时候，双方并不是首长与部下，而是医生和病人。野司自己的医生此时还没有到，好在屋内各种必要的器械很齐全，阮静秋先是为粟裕量了血压，看见水银柱所指示的、近乎在飙升的数字，眉头拧成了疙瘩：“血压太高了。”
楚青这时拿来了一条浸过冷水的毛巾，敷在丈夫的额头上。阮静秋摸了一下，冰得即刻收回了手：“这么凉？这样能行吗？”
张震在旁边说：“你不清楚情况。这个头疼病折磨司令员很多年了，发作起来只有浸凉水才会好。”他又伸手指向角落里摆放的一排玻璃，“指挥淮海战役前两个阶段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熬过来的，要么浸冷水，要么就靠着这些冰凉的玻璃止疼。”
阮静秋看着病床上脸色苍白的人，又想起在徐州那些日子里杜聿明的情状，忍不住在心中感叹：“天呐，淮海战役竟是这样的两个病号打下来的！”
楚青坐在床边，边听着他俩说话，边握着丈夫的手，心疼得泪都要掉下来。野司的军医们姗姗来迟，安排他服用过降压药和止痛药之后，粟裕总算醒转了一些，一睁眼就看到妻子正坐在他身旁。他先是很惊讶地问：“小楚，你怎么来了？”又皱起眉头，对一旁的张震及警卫员小孙说：“不是和你们说了，不要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她刚生完孩子，怎么能这样奔波劳碌呢？”
阮静秋不由得吃惊地向她望去；两人方才聊了那么久，她竟然一点也没有看出她不久前刚生产过。
张震犹犹豫豫地，似乎有话要说，楚青抢在他前头应道：“是我自己问来的。我庆幸我赶回来了，不然谁来照顾你呢？”
粟裕无言地笑一笑，也握紧了她的手。阮静秋趁机在旁悄悄打量他，这位未来的开国大将比她想象中更瘦削一些，眉骨很高、眼窝很深，鼻梁宽而挺拔。与强悍机智的作战风格截然相反，他面相很温和，即使人在病中，气色十分憔悴虚弱，脸上也总有着一点柔和的笑意。方才检查得很仓促，她在脑中回忆着现代学来的医学知识，越想越觉得发愁——离了ct和核磁共振，仅靠有限的x光机恐怕很难对脑部病变作出准确的判断。她又使劲儿地去想自己曾经从后世的影视作品、网络论坛以及那个酷爱近代历史人物的老爹那里看来、听来的种种讨论及传闻，大概知道几十年后的人们为他的头疼病也有过一番感慨和唏嘘。只是，她已远离那个时代十余年之久，一时间竟记不起这毛病的根本来由了。
粟裕这时将目光转向她，说道：“小阮医生，实在抱歉。原本有事要请你帮忙，结果却叫你在这里空等。”
阮静秋连忙上前一步，应声：“首长客气了。我只恨自己才疏学浅，不知道怎样才能为首长帮上一点忙。通常来说，短时间太过劳累及紧张有可能引发剧烈的头疼，但这问题既然已持续了多年，那么也有可能与外伤有关。首长早年是不是受过伤？”
警卫员小孙红着眼圈说：“别说‘受过伤’，司令员根本浑身上下都是伤。最近的一处伤在手臂上，子弹都还没有取出来。”
阮静秋卷起他的衣袖察看了一番，果然见他手臂上有片狰狞的枪伤。从外表上看伤口似乎已经愈合，但关节曲度明显受到了影响，使得他无法伸直手臂。时间耽误得太久了，她在心中叹息——日后这颗子弹即便能够取出来，这条胳膊恐怕也无可避免地要落下病根。楚青在旁轻声补充道：“他前后共受过六次伤。最危险的那一次，子弹甚至打穿了头部颞骨……”
她的眼睛也红起来。粟裕见众人几乎要围着他一齐掉眼泪了，反倒笑着说道：“你们不要哭哭啼啼的嘛。不是什么紧要的毛病，休息片刻就好了。”语罢又招呼妻子和警卫员，要他们搀扶他坐起身。
张震问阮静秋：“我听化若同志和陶勇同志说，你曾经在国外进修医学，打抗战的时候起就对这些疑难的战伤很有研究。你有没有什么好法子？能不能至少先把子弹取出来？”
阮静秋下意识地攥住手掌。在野战医院工作这段时间，她固然对伤员们十分细心周到，却始终没有办法做更精细的缝合，更别提拿起手术刀。她倒是想立马找一个借口搪塞过去，可屋内的众人此时都正目光灼灼地看着她，叫她感觉脑袋空白一片，一时间编造不出一句假话。没有办法，她只好抬起双手，摇着头解释道：“我是有心而无力呀。我这双手受过伤，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法做手术了。可首长的病情更不应当拖下去，我认为，尽快到苏联去治病，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粟裕与楚青夫妇俩对望了一眼，他们看出阮静秋手上那些狰狞变形的指节是受过夹棍酷刑以后留下的痕迹。他先是摆摆手说：“部队就要过江了，不能因为我个人的事情影响全局。”又问她：“你是怎么受的伤？来，坐下讲。”
他话音刚落，小孙已经左右开弓，将几只椅子搬到床边。众人都坐下来，齐齐将目光投向她，阮静秋自觉躲不过了，只得如实交代道：“四七年秋天，陈诚接替杜聿明到东北以后，曾对原本的班子搞过一场很大的‘清洗’。我从文夕大火那时候，就跟随杜聿明在湘潭驻守，陈诚因此将我视为他的‘心腹’，希望我能编造一些东西诬告他贪墨了汉奸走狗的油水资产，甚至想要坐实他在东北有自立山头的野心。我不愿意说假话陷害他，受陈诚指使的那些特务们便想要屈打成招，强迫我在编造的口供上画押。好在，他们最后也没能得逞，而我至少活着从牢房里出来了。”
张震忿忿地评价道：“国民党一贯是内斗的行家，由不得他们不一败涂地。”
粟裕则微笑着看向她：“这么说，你确实对杜聿明非常忠心。”
阮静秋急忙站起身：“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我觉悟太低，应该从那时起就脱离封建旧军队的行列，我……”
眼见她急得满脸通红，粟裕又摆摆手，示意她坐下。接着，他从床头的小抽屉里取出了一只布口袋，递到她手上：“我让参谋长请你过来，正是为了杜聿明的事情。他被俘虏以后，思想包袱很重，身体和精神状况也很不好，甚至几次想要自杀。这些药片是他一天一天攒下来的，被缝在棉衣棉裤的夹层里，幸亏警卫人员及时发现。”
阮静秋解开布口袋，看着里面大把的安眠药片，嘴唇和双手开始一齐发抖。
粟裕说：“他现在住的地方离这里不远。你去和他谈一谈，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