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以贿选手段，使自己登上了梦寐以求的大总统“宝座”。就职后他发表文告云：“锟军人，于政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深思熟计，不胜兢惕！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只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克实施。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遇有过于前人也。……当此国事未宁，民生正困，财政竭蹶，军事未戢之时，瞻顾前途，诚不敢谓有必达之能力。然不畏艰难，出于素性，所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诚而已。近年以来，政治潮流，日新月异，臂之医者，不愿泥古，自囿于方书，不敢鹜新，以国为试验。语云：‘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谨以服膺，施诸有政。”
10月8日，中国国民党在上海发表宣言，申讨曹锟。同日，张汉卿陪同孙中山赴天津致电各国外交团，并请否认曹锟为总统，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主持会议，讨论讨曹事宜，电令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时为陆军第10师师长，浙江督军，皖系）一致行动。声明曹锟为僭窃叛逆，以中国全体人民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请各令其驻京代表，避免任何行动可使僭窃者引为国际承认之借口。
鉴于本次贿选，终有两会议员意志不坚定的缘故，而议员中又有不少国民党人，甚至如主持本次贿选的众议长吴景濂都是国民党人，因此，孙中山话虽说得慷慨，其实底气不足。倒是各省争相声讨本省的参选议员，严重的甚至开除其省籍，多少给了议员们一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惩戒。
曹锟就任即日，即宣布大总统令，统一军政民政，建立一个完整之国家，号令南北合解----此时南方护法军政府已在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后业已不复存在，所谓的南方已是东南军区与桂、滇、黔、川各系军阀共存之局面。
为了拉拢孙中山，曹锟电请孙中山，准备以孙在内阁任总理为前提，结束纷争，双方和解似乎露出一点曙光。
历史上的明年，发生了第二次直奉大战，而直系大败，然后由奉系独领风骚。在张汉卿的干预下，虽然成功地避免了第一次直奉大战，但是仍要面对曹锟的贿选----这在历史上确有其事，还是不得不要进行这一次的直奉大战。看来历史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
张汉卿知道史上第二次直奉大战之所以奉军胜利，冯玉祥所进行的“北京政变”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线激战，冯玉祥部趁机在直军背后捅了一刀，囚禁了大总统曹锟。吴佩孚在前线军心动摇，方有直系大败，从此一蹶不振。而奉系后来乘机驱逐冯玉祥，稳占了北京。
这一幕能否再现，目前关键竟仍在冯玉祥。
曹锟贿选的三大功臣，一是冯玉祥，二是王承斌，三是吴景濂。据“奉情局”传来的消息，曹锟就任总统后，冯玉祥以功高渐露不逊的态度。由于吴佩孚对冯玉祥的仇视和排挤，冯玉祥对曹、吴十分不满。加上曹锟贿选丑剧，激起全国反对，冯玉祥自然也十分反感。况且冯玉祥对孙中山十分钦佩，本有相机反曹、吴之心。
当时国务总理尚未产生，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担任府院之间联系。一天冯玉祥找到张廷锷，他就：“直卿（张廷锷的字）大哥，请陪我去见总统。”张廷锷以为他是礼貌上的晋谒，就陪了去见曹锟。
怎知见到曹后，冯郑而重之地说：“初一这天，总统府的卫队把士兵打了，总统知不知道？如果总统知而不办，是总统护短；如果总统不知道，是被人蒙蔽。”
冯这话一说，张廷锷吃了一惊，这岂是一个军人对总统讲话的态度？虽然冯玉祥护短是出了名的，但是毕竟面对的是一国总统哎！
曹锟虽是布贩出身，究竟干了不少的重要职务，见过的世面不为不广，何况现在已是总统，他在冯报告时本是和蔼可亲，待冯的话说完，他眼睛一睁，端正而坐向冯说：“焕章，初一总统卫队把士兵打了，你们身为高级长官，为何不彻底追究惩办肇事的不良分子，我是总统，这种小事情还要我来处理吗？我几时对你们说情维护过总统府的卫队？”
冯玉祥碰了一个大钉子，为之哑口无言，张廷锷只好打圆场说：“总统的指示我们立刻去办，焕章是总统的部下，对总统就像对父亲一样，言语可能过激，请总统原宥。”
贿选次日，张汉卿在姜化南护卫下，秘密去东条胡同拜访了冯玉祥。
都说冯玉祥很早就有革命思想，这还是有道理的。老冯做管带时就和一帮哥们策划了迎和武昌起义的滦州起义，事败后，一众兄弟死的死逃的逃，老冯有陆建章这个舅舅罩着，逃了一阵就又回来原封不动做他的官了。不过冯玉祥在重新吃起北洋这碗饭时还是很卖了一阵力的，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还是蔡萼领导的护国讨袁战，冯玉祥和他的独力旅都坚定的站在了袁世凯的一方，冯部还因攻占岳州被老袁授了勋三位，在此次的“贿驯中他也占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可见冯玉祥当时还是脱不了军阀有奶便是娘的本色。
冯玉祥此时正当壮年，是个英武彪悍的典型军人。他是张汉卿的老对手了：在陕西，是张汉卿将其逐出；在湖北，是张汉卿阻住其南下之路；在安徽，是张汉卿挖了他的墙角。他对年纪比他小了近一半的张汉卿既有仇恨，又有由赞赏转为惺惺相惜之意，还有反对张汉卿拒不合并人民党为国民党一部分、“结党割据”有乃父军阀遗风之心。张汉卿对他说明来意并出示孙中山亲笔信件时，他却未做沉吟，慷慨说：“冯某以国事为重，自当遵从孙先生之决定。少帅且安排军事部署，我部当出其不意，一举击溃直系后方。”话虽如此说，冯玉祥对直系的力量还是很忌惮，对即使战而胜之之后的局势也有迷惘：张汉卿名义上尊孙中山为首，但能够保证奉系遵孙中山为首再组政府吗？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汉卿对冯玉祥可是了解甚透。自来都说要想带好军对总要有个理念和思想，蒋介石制军抬出三民主义，阎老四制军靠的是三国时的忠信礼义，这冯焕章制军靠的却是基督教加帮会帮规。
冯玉祥的大哥张之江当时是洪门大哥，他自费印了10000本圣经发给部下，冯玉祥的部下全部成了基督徒，冯本人也就被称为是基督将军。当然冯的基督教制军法绝对敌不过银无加高官厚碌，这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张汉卿不想重复去做这项无意义的工作，他所能做的，就是急冯玉祥之所急，答应奉献100万两银元，以满足冯玉祥因急速扩军及吴佩孚打压后军饷无法及时发放导致的军饷拖欠问题。又不里子又有面子的好事，冯玉祥怎会不做？
此后，张汉卿赴天津会晤段祺瑞。
段祺瑞被直奉两军合力逐出北京后，他避居天津日本租界寿街，开始吃素念佛，表面上静心养性，实际上仍密切注视着政坛风云，以待复出。当直奉失和时，段祺瑞及时地派段芝贵到东北联络张作霖，又派徐树铮到南方交好于孙中山。才有段祺瑞、张作霖、孙中山结成反直“三角同盟”。
张汉卿熟读三国，对“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颇有心得。常感叹世事无常，以一段祺瑞为例而言，之所以在此时要极力笼络他，仅仅因为皖系虽经大败，仍有实力，在浙江（卢永祥任督军）、徐州可威胁直军后翼。可是不久前，奉军还在报纸上连篇讨伐并通电全国直斥段祺瑞为卖国贼。
之所以复联合段祺瑞，是因为张汉卿依稀记得正史上在反直成功后，冯玉祥与奉军又成水火不容之势。而且孙中山在彼，奉军花了无数心血得来的战果，怎能为别人作嫁衣裳，让孙中山轻易得了去！
他本来崇拜孙中山为革命所做的努力和巨大的声望，一直要扯虎皮作大旗，连人民党的宗旨也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是真的让孙中山占了北京城大总统的位置，以四分五裂的国民党的能力，能够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吗？就连他一厢情愿的所谓“民主选举”，在曹锟的搅和下成了民国的笑柄----但是这次选举从某种意义上说真的非常“民主”，从始至终没有任何强迫，完全是各议员自己配合完成了史上最大的选举丑闻！
可是反直胜利后，奉系也不能撇开孙中山自己做龙庭，那样奉系马上就处在风口浪尖。以奉系的实力，还远远不够抵御列强的不平等要求，以及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而做过三任总理的段祺瑞，是再好不过的扶持对象了。
于是段祺瑞发出通电，同意联合奉系，共讨贿选直系政府。而吴佩孚则请曹锟明发总统令，以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讨伐张作霖、段祺瑞。
吴佩孚非等闲之辈，他的直军虽然只有12个师，但都是身经百战，训练得当，战斗力丝毫不逊于人民军与奉军任何一支部队。在北临奉军，南有人民军形成两面夹击之战略态势时，他一面以主力集聚在北方，企图速战速决，在将奉军打回关外后再倚铁路交通之便回兵黄河以南迎击人民军。他暗中联络川、滇、黔、桂诸路军阀，并利诱宁夏省长马廷勷起兵，力图在人民军控制下的西北、西南、东南方向全面发起战端，拖住人民军北上的步伐，给直军在北方最终战胜奉军创造有利时间。
云南、贵州远偏一隅，两地环侧有桂、川诸路列强，且自身孱弱，对直奉大战谁胜谁败并无切身之痛，因此对吴佩孚的游说虚而不答。他们抱定了主意，谁胜了，谁就是正统的中央，当然在名义上就要服从。桂系自陆荣廷败退，内部一直陷入纷争，渐渐地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崭露头角。李宗仁有政治家的谋略，白崇禧有军事的敏锐性，人称“小诸葛”。他们打定了先平定广西内部，再视形势伺机而动的方针，因此对吴佩孚所提的只要桂军在人民军华南背后发动攻势，战后东南各地均在其榖中的大饼仅抱以道义上的支持----因为曹锟已是合法的大总统----至于出兵，军饷、装备均不足，请中央给予补给吧。马廷勷在不得已降张汉卿之后，一直念念不忘“回人治回”。虽然张汉卿控制下的人民军政府给予了很高的自治权，仍不能满足其欲望。只是人民军势力强大，这个念头一直隐而不发。吴佩孚所言，正合他意。只是西北人民军拥有4个师的强大兵力，他只能冀希望于川军的率先行动，自己也伺机在背后插一刀。
然而因为川、滇、桂、黔各路军都各有算盘，对强大的人民军力量均怀忌惮，最终反奉之事只停留在构想中。马廷勷孤军当然不敢造次，只得观望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