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慧珍商量了一下，想把老二留在那边。
于是，和慧珍回去探亲时，特意带上了三个孩子。可临到要走时，见老二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还是舍不得丢下。
慧珍说，孩子不跟他们生活在一起，长大了会生分，甚至不会认他这个爹。他一想，也觉得有道理，就咬了咬牙打算自己来带。
反正连队里有托儿所，只要是双职工的孩子，都给特殊照顾。
回到连队后，为了不再有拖累，他和慧珍商量一下，就一咬牙去门诊做了“结扎”手术。
而王慧珍只是名义上的沪上知青。
她祖籍是山东的，自小在沂蒙山老区长大。她跟着亲娘，在山沟沟地长到了十二岁，才远赴沪上去投奔那个当了大官的父亲。
可父亲早已再婚，娶了徐汇区的大家闺秀，又生下了一儿一女。
当她穿着粗布大花棉袄、带着一口山东土腔来到沪上时，迎接她的，除了父亲的简单问候，就是小妈那客客气气的笑容和弟妹们的白眼，甚至连家里的保姆都不把她当回事。
去学校读书，更因为说话土气而被周围同学嘲笑。
无论是在班里还是在家里，她听不懂沪侬软语，无法与那些鼻孔朝天的沪上人交流，也因此变得自卑起来。
尽管她住在石库门的花园洋房里，也脱下了花棉袄换上了一身洋装，还剪短了那条大粗辫子，可浑身上下的土气，只要一开口就暴露无遗。
在这种境况下，她终于熬到了初中毕业，也赶上了“上山下乡”的热潮。
街道里一上门动员，小妈就鼓动她去报名，说她是家里的老大，得给弟弟妹妹们做个表率。
性格单纯的她，哪里懂得那么多？
于是，稀里糊涂地报了名。
不久，就随着一群沪上知青乘坐火车，不远千里地来到了边疆大农场。
一进入连队，她和那批女知青被分到了大田班。
最初下地劳动时，她倒是很开心。
这点农活，与沂蒙山老家比起来，根本不算啥。
和她同班同组的女知青里，有个叫杨淑芬的，想耍懒，就故意捉弄她。上班下班时，自己不想扛锄头，就交给她来扛着。
她人朴实，又没什么心眼，不好意思拒绝那个娇小姐，就咬咬牙接了过来。
结果，另外三人有样学样。
不到一个星期，组里的五把锄头全部落到了她的肩上。
有一回，下班回连队时，她一个人扛了五把锄头，累得头上直冒汗。而另外四人则嘻嘻哈哈地走在前面，头上扎着纱巾，手里绞着花手绢，跟没事人似的。
这事，正好被李连长撞见了。
当晚开大会时，李连长当着全体职工的面，点名批评了那四名女知青，说她们是资产阶级作风，到了农场还摆着臭小姐的架子，得好好改造改造。
从那以后，大田班里再也没人敢支使她去扛锄头了。
不过，这“五把锄头”的典故，却在连队里流传开来。她也因此多了两个外号，明里喊她“山东大妞”，暗里则叫她“五把锄头”。
因为这事，田根宝注意到了王慧珍。觉得这姑娘模样端正，朴实能干，心底善良，有了接触一下的想法。
一直以来，二人虽然同在机耕三连，却很少照面。
田根宝因为手巧，还有一定的文化，经过考核被选拔进了模具车间，当上了机工。尽管是从学徒做起，可也划到了技术工人的范畴。
而王慧珍虽然也是初中毕业，可实际文化水平却没那么高，只能下田劳动。
一个机工，一个农工。
虽然工种不同，家庭背景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