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哪儿去？！”母亲严厉地瞪着我。我说去上厕所--话一说完，人已冲出了家门。那女孩家的门外，大字报大标语将所有的墙壁都贴严了，而且已经不知是第几层了。门也被粘上了一张大白纸，几行拳头大的墨字写的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死了活该！”
我好几天没走到小红楼那里去了，瞪着那十二只巨大的黑蜘蛛般的墨字，我暗想母亲所说的那种不幸，肯定无疑就是这户人家的不幸了。
我才拍了几下门，门就开了，我认识的女孩从家里探出头来，诧异地问：“是你呀，有事吗？”
我问：“你还好吧？”她点点头。我吞吞吐吐地说我很替她难过。她反问：“你也知道了？”我点头。
她迈出了家门，真挚地说：“谢谢你这么关心我啊！”--指指上一层楼，又小声说：“不是我的爸妈，我爸妈接受批斗去了。是五楼一户人家的事。”
我抬头朝楼上望一眼，复看着她，内心一时感慨万端。“瞧你连棉袄也没穿就到这儿来了，进屋暖和暖和吧……”她从门旁闪开的同时拉开了门。
我犹豫。她苦笑着说：“可惜没书借给你了……一本也没有了。你在我家见过的那些书，我帮着父母全都偷偷烧光了……”“那么做是正确的！”--我一说完这一句愚蠢的话，猛转身跑下楼去……
我进入家门，弟弟妹妹也都从邻居家回到了家里。母亲很照顾我身为二哥的自尊心，没再当着弟弟妹妹的面说什么使我无地自容的话。但弟弟妹妹们接连几天躲避我，他们对哥哥还并不那样。他们看我时的目光是陌生而又忐忑的，我想他们都是被我的行为大大地惊吓了一场，这使我内疚不已……
第二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北大荒某农场的人来到二十九中作“上山下乡”动员报告。一听每月可挣32元工资，我顿时心向往之，报告会刚一结束，便迫不及待，不，简直可以说是心急火燎地报了名……
二
自从我成了一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确切地说是自从我每月能够挣到41元多的工资了（我所在的一团属于寒带地区，每月另有9元的寒带补助），我再也没做过捡钱之梦，一次都没做过。想想吧，我每月至少可以往家寄20元钱了，多时可以寄25元。十几年来，父亲也只不过能每月往家寄40元或45元。我终于成了父母的儿女中第一个可以为家庭挣份钱的人了。我如愿以偿了，什么艰难困苦，对于我都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事了。每月的生活费多了一半，对于一户城市里的穷困人家，那是多么大的境况改善啊！我每月寄回家里的钱，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我对父母的报恩愿望。一想到母亲脸上的愁云定会因此而减少，我心欣然。
我也不再做与哈尔滨师范学校有关的梦了。对于我，哈尔滨师范学校不存在了。我开始做另一种梦了。
世上的人其实也可这么分为三类--一类是有生理基因的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生理基因即所谓先天遗传，它对人生的影响很大，而且人对那种影响几乎无法摆脱。纵然是负面的影响，大抵也毫无办法。第二类是不但有生理基因，还具有后天形成的文化“基因”的人。文化“基因”究诘起来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前提若非遗传，“基因”之说便不成立。这里所说之文化“基因”，是指人文思想充沛，人文元素饱满的书籍对人的影响。那一种影响如果从一个人的少年时期就开始产生了，那么其无法摆脱性，与先天遗传的生理基因对人的影响是完全可以视为同样的。第三类也是具有所谓文化“基因”的人，但那所谓文化“基因”，是另一类书籍所给予的。而那另一类书籍，根本不承认有什么“超阶级的”，普世的人性原则之存在，也大抵根本否认除了一种被定义为“革命”人格之外，人另外还应恪守什么人格底线。更不承认除了所谓“革命”的人格之外另外还有什么可敬的人格可言，更不承认另外还有什么崇高的人格可言。而他们所谓之“革命”，并不是以改革社会为使命，而是以专革别人的命为己任。
在1968年乃至60年代以来的中国，第一种人太多太多太多。
1949年以前还不至于那么多。因为1949年以前，文盲虽然也占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但文盲者并不等同于完全没有文化“基因”只有生理基因的人。中国数千年文化中关于人的人文营养，不可能对文盲众多的民间毫无正面影响。文化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化人渗透力，除了书籍之外，也能通过戏剧、诗歌、谚语、民间故事甚至辈辈相传的“老话”的方式，直达芸芸众生的心间。举例来说，文盲自然是不会去读什么《朱子治家格言》的，而且大抵不知“朱子”者何许人也。但“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这样一些直接来自《朱子治家格言》的话语，或同样意思的“老话”，在文盲多多的民间世代诫传，足以证明文化“化”文盲绝非童话。
但1949年以后中国的民间起了大的变化。传统文化中初级人文思想元素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力，被指斥为“封建”的，“危害”大众心智的，甚至“反动”的文化“毒素”了。而与之一脉相承的西方的人文文化，又根本不曾在中国民间发生过值得一提的化人作用。
于是，大众之中的文盲，真的成了只有先天的生理基因的人。而他们又是大众中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头脑，被变成了“一张白纸”，“可画最美最好的图画”。由别人往他们的头脑里画，画别人认为“最美最好的图画”。这一种情况，也可以直接说是“政治洗脑”。
新一代也就是我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我这一代人中喜欢读书的人，所能接触到的书籍种类基本上是相同的--1949年以后每年出版两三部的“革命文学”；苏联的“革命文学”；以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为代表的不多的几位老俄罗斯时期的作家的书；少数法国作家诸如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们的小说，以及卢梭、伏尔泰们的政见书。我这一代人当年所能读到的英国文学著作是极少的，除了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一鳞半爪的知识，大抵也就只能读到狄更斯的小说了。莎士比亚戏剧太古典，不怎么会引起我这一代人的理解共鸣。而狄更斯在当年是应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的。当年老版本的译作之出版前言上，每每印着这样的字句：由于作家所持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其对革命不可避免地会进行歪曲，书中对人民的革命行动，每进行暴力色彩的描写，而这一点是需要以革命思想来进行批判性阅读的。连雨果也不能幸免于“批判性阅读”之外--他的《悲惨世界》的出版前言中，每每有如下字句：作家晚年变成了可悲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至于他的《九三年》，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印数极少的，因为小说居然传播这样的思想：在革命之上，有更加正确的人道主义。这直接就与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相针对。因为毛的革命思想的核心是--“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暴烈的行动”--这是毛对“暴动”亦即“革命”给出的最权威的结论。这种结论自然也可以导出“革命即暴力”的逻辑关系。毛的这一条语录显然也是极具针对性的，所针对的是一切中国之“虚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毛分明是崇尚暴力革命的，大约在他撰写他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就开始崇尚暴力革命了。那么，雨果的《九三年》在当年之中国，几乎约等于“反动文学”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