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共青团天天晚间要学习政治理论。那时的政治理论刚学完了又开始学**的第五卷了，在这以前总是**的四卷，这次**去世以后**中央又发行了第五卷。
汪小波就要有男朋友了，她一个少年时的上海男同学从小就追她，是爱上了她，真是锲而不舍，这种精神可嘉！但是当上海知青时的他与汪小波并没有分在一起，他是分到其他的农场下乡，但最近又跑到我们县的生产队来了。这是为了她而来的，他干什么活呢？天天在县里的一个生产队的西瓜地看瓜。一个人在荒郊野外就是有个西瓜地，在那儿搭个窝棚，每到瓜快熟里的季节，生产队就要派人去在那儿守候着。
一提瓜地，也有一事要说，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宿舍的几个伙计儿闲着没事，和姚巍几个人就商量如何去偷西瓜。在东北，年轻人偷瓜是常事，也算不上是偷，顶多让看瓜人发现给撵跑。有些厉害的看瓜人晚间拿个鸟，不行就往天上放几了事。我们几个人馋瓜，三个人就商量着趁夜色去了附近一个西瓜地去偷，不一会儿就得胜而归。大家要尝一尝我们的胜利果实，结果扛回来半麻袋生西瓜蛋子！后来大家开玩笑说了一段儿顺口溜，称：“下定决心去偷瓜，趁着夜色向前爬，摸了半袋朝回跑，回来一看是生瓜”，此事也开心了一阵。
这个追求汪小波的叫郑坤因，他起早贪黑的在瓜棚看瓜，有时还用麻袋装几个给我们来吃，也是与我们关系很好。小伙子追姑娘的确很难，后来他能刻苦认真自学，汪小波也给他使劲儿，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他挑灯夜读书，她在旁“红袖添香”，端茶倒水，耐心陪读。终于功夫不负苦心人，七九年考上了大专，后分到上海一国企，后来下海在崇明岛。汪小波辞了职回上海，五十多岁时她在沪的一所中医药大学做清洁工，还无正式工作，唉！她这一辈子算是白瞎了，年轻时那么肯干，能吃苦，事事积极向前，结果连**党员都不是，老天没有公理啊！
她那时是个粮食化验员，天天上班就手托个现在医生用白色铁盘子，上面放一个化验小麦用的原粮铁串子，急急忙忙到了化验室，就急匆匆地跑到来送公粮的汽车上，每个麻袋都要戳上一戳，那是用来收集检验原粮的样品。每天一大早收集好样品后，还要对样品的千粒重、含水率、杂质等进行测试，最后得出这车小麦的检验结果，是我们粮食系统收粮的第一关，这个岗位很是重要，要有认真负责，人品可靠的人来做。记得她有一次因工作太累，小姑娘上了满载小麦的汽车，那时是用货车装在小麦，她爬上满载小麦的粮食堆上，一不小心竟然从汽车上摔了下来，顿时摔晕了过去！大家七手八脚地将她抬进宿舍，还有人到医院找来了医生，再给她看病时，宿舍里围了一屋子的人，在关切地问长问短，是啊，一个漂亮姑娘一下子晕了过去大家毕竟非常着急。好在没有任何毛病，大概也是因为年轻人，活力强，以后也并没什么大碍。
二零零零年我在上海时上班时到了中医大学去看了她一次。见到时她精神依旧，但美貌不在，青春就这样永远的逝去了。从此我俩再也没。
我和陆基林有了个友好约定，以后下决心节约零用钱，今后每个月存下三十元。吓！这个决心是不小，每个月我们仅能剩下二十元的生活费，但那时节省一下也能够，只不过是少喝两顿酒，不吸烟就行。另外，我俩看谁的存钱多，在三十元的基础上再多存，这样我们来个竞赛，叫和平竞赛。但是，从年中以后我花钱的地方多了，可也总是在遵守着这个约定，无论如何，也要恪守约定，这是我以后的习惯，也算是一个好习惯。
这天晚间捧着我的“春雷牌”三波段收音机在偷听着苏联华语广播，大概在晚间十一点左右，忽然听到收音机里说**广场聚集了十几万人，警察正在驱赶。我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也稀里糊涂的，半信半疑的，就将此事就给孙洪更说了，他也没在意，说也可能苏联人在瞎扯。但是第二天就从广播里传来了消息，说**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这下有点儿明白了，我们原来昨晚是听了“敌台”的实况广播，这真是难得。那是著名的“四五”**广场反革命暴乱，不过那是“四人帮”给定的罪，是广大人民群众纪念周总理逝世，反对“四人帮”一场表达悲愤情绪的革命行动。我有个同学在解放军伞兵部队里，偶尔去北京也无意中碰到了这次暴乱，结果不明不白的受到了牵连，回部队后也被下放了，后来虽被平反但军籍没了。后来我想，恐怕那时能直接听到这个消息的人并不多吧，这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也是历史的见证。
后来党中央果断地提出要恢复高考制度，“要早出人才，快出人才”让社会确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重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观念。这是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二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了恢复高考制度的通知，但是，在我们县，这个消息传到那里后，也是在正式通知得到后，但是此事在内地已经传的沸沸扬扬了。
不久，我又接到一个大的好消息，我被选上了到省粮干校（学校在哈尔滨市叫成高子的地方）去学习。原来黑龙江省粮食干部学校每年都要为下边粮食系统的人培养青年干部，每年向全省培训约两个班的人，这次给县里两个名额。是以培训“学习**第五卷政治理论辅导员”的名义招生。恰巧我在粮食系统工作干的很突出，另外一个名额是汪小波，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我的好大哥孙洪更调到县文化馆当副馆长了，年初走的，这对他也好，正好发挥他的一系列特长，真的，在粮食系统可埋没这个人才了。在粮食，我是他最好的朋友，虽然比他小了六岁，但他真算是我的启蒙者了，几乎我的一切爱好都是从他那儿学到的，如乐器（二胡、笛子、月琴、小提琴、柳琴、琵琶、唢呐）、摄影、画画、写毛笔字等，除了口琴和象棋、体育外其它的都是。人的成长过程有一个启蒙者或领路人很重要，这人好就能学成好人，人差就能学成坏人，若啥也不是则你也难有出息，幸亏我能遇见他这个多才多艺的领路人。但他对我的影响是难以估价的，他的调走对我还有点儿影响，原来他不是科长的秘书吗？但现在没有太胜任的，从军队转业来一个能力也不行，我在各方面都可以，科里的工作也熟悉，科长（新来个科长五十来岁）相中了我，这也是让我去省里学习的一个原因，当然，由工人能当上一个秘书的确也不容易，想让我做他的秘书，学习回来后我将是面貌一新，有可能当上干部了，我确实抱有这个伟大的愿望。
于是我和汪小波两人乘车去了哈尔滨市，哈尔滨市汪小波是常来常往的，因为每次去上海都要从哈尔滨买直达上海的票。有个“值班分队”的哈尔滨知青在市里，个子很高，都叫他大安，和汪小波很熟。
她领着我去他家拜访了一次，去他家前我还给他买了一个大“列巴”，一种俄罗斯的大面包，那时价钱也不算贱，要三元多钱，我们就去了他家。他知道了我们要去的省粮干校哈尔滨市“成高子”镇的一些情况。他介绍道：“成高子”是位于哈尔滨市边上的一个镇子，也挺安静，周边种植些“甜菜疙瘩”（那时是北方榨糖的原料），农民多，来哈尔滨市也方便。他介绍完毕，还和我们吃了饭。我俩来到了“成高子”省粮干校，粮干校一律是砖平房，黄墙红盖，倒也不小。两个班级有七八十人，这些人来自黑龙江省粮食系统的各个单位，我们市的就有十来个人。大家见了面倒也热乎，年龄大致也差不多，在粮店的居多，吃住的条件也不错。我们天天学习的内容是**的第五卷，学习本身倒也没意思，业余时间与这些同学打打羽毛球、篮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市里粉厂一个姓崔的同学，他是转业兵出身，打球时能打能突，转身灵活，投篮有准儿，个子不高，身体很强壮，文艺活动也积极参加，是个多才多艺的青年。打羽毛球时我还当过这些人的教练，经过一个多月的朝夕相处，也有了一定的感情，临分开时，还恋恋不舍，合影留念互相赠送了笔记本那样的纪念品。除了天天学习，记笔记，还搞了一次文艺汇演，当然这是年轻人的长项，学员们几乎个个能歌善舞。我来了个“二胡独奏”，拉了一支“赛马”二胡独奏曲，汪小波在旁边用一对小铃铛给敲击伴奏，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一晃儿一个多月的学习就这样度过了。结业前我还去哈尔滨市里买了回去的礼物，想起家里的弟弟妹妹都大了，该给他们买件衣服了，左挑右选想买条裙子给妹妹正好适应她这个年龄穿，最后还是买了一块黄花绸子布料，给弟弟买了些吃的。我们回县里时还出了这样一件倒霉事，都怪我粗心大意，上火车后我积极地为汪小波扛行李提箱子、拿包裹并给安放到一个妥善之处，但谁知下车时慌里慌张，竟把这事给忘了。下车后我俩要一溜小跑到汤旺河汽车转运站抢上了长途汽车的票，我要占座位。结果才发现她的箱子不见了，直到了下车的汤旺河站才发现落在了火车上并开往了下一站乌伊岭，害的汪小波急忙跑回去又坐火车跟到乌伊岭（终点站，离汤旺河约两小时）才找到行李，晚了一天回到县里。
自然回县途中我又在稻田村的家下了车，与家里人欢聚一堂，把礼物给了弟弟妹妹，他们也很高兴。以后不久妹妹穿上了用我买的布料做的裙子和小朋友玩耍，是黄色的也很好看，十一二岁的小姑娘知道美了。在玩儿的孩子中，有一个叫韩老五的邻居家的与他们差不多男孩，我惊奇的是他年纪虽很小，但是六七岁天天竟然叼个烟卷儿，在那里吞云吐雾，这真是周围环境所致。我未来的大内弟和二内弟学习很好，老大在当时的农场学习还是有名的，巧的是教他的一个女老师竟是我和郝淑珍的明德小学的老师叫朱老师，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们也提起了她，唉，十来年了，她一定不认识我。但几十年后，一次我在长途客车上见到了她，已经是老太太了，她没看到我，而我也没有好意思能和她说话。据说她对我内弟们的印象很好，她还问了郝淑珍和几位弟弟的名字她知不知道，一听是姐俩，禁不住的说：“是的，学习好，他们姐俩真像，够聪明的”。郝淑珍天天和我妈在一起工作，就两个人倒也肃静，因为上班的“卫生所”与我家一墙之隔，在一起时间久了，我也对郝淑珍产生了好感，她的优点是安静本分，平时老老实实的，对于她我还是知根知底的。一次我和她单独在养路段卫生所的时候说，咱俩交个朋友吧，她害羞地说，年龄太小，怕爸妈不同意，这是我第一次表露想和她做朋友的意思，还没成功，我只好作罢。”与我家一墙之隔，在一起时间久了，我也对郝淑珍产生了好感，她的优点是安静本分，平时老老实实的。一次我和她单独在的时候说，咱俩交个朋友吧，她害羞地说，年龄太小，怕爸妈不同意，这是我第一次表露想和她做朋友的意思，还没成功，我只好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