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但这一切只加深了他的痛苦。克莱夫家庄园的守猎人艾列克爱上了莫利斯，在一个寂静之夜爬入了莫利斯的房间。最后两人放弃了各自的前程，奔向绿林，永不分离。
小说的结尾显然是卡宾特与他的情人梅里尔的写照。当时d.h.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被禁，加上离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不久，所以《莫利斯》公开出版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相似的人物与故事情节使《莫利斯》被称为同性恋版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无独有偶，福斯特与d.h.劳伦斯不仅是文坛知己，私交也很好。
福斯特在《莫利斯》的手稿上写了这样的批语：“能发表，但值得吗？”虽然作者几易其稿，该作品也曾在小范围的朋友圈内传阅，但福斯特生怕别人因此误解他的其他作品，言明《莫利斯》只能在他死后发表。1969年英国取消了对同性恋的刑事处罚，1970年福斯特去世，《莫利斯》于1971年出版。福斯特几十年来陆续创作但从未发表的同性恋短篇小说集《生命来临》（thelifee）也随后发行。《莫利斯》与《生命来临》的发表使一些保守的评论家跌破了眼镜，因为福斯特倡导的自由、平等与人道的思想是令人无以鞭驳的，但作者对通过同性恋的正面描写来表现同样的思想时，对世俗的陈见提出了严厉的挑战，使一些人无以适从。除了把《莫利斯》归为失败之作以外，也有一些评论家索性不提这部福斯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莫利斯》是失败之作吗？这部小说的情节比较简单，结构与其它作品相比也显得松散一些。主要人物之一、莫利斯的情人和救星艾列克在小说三分之二的篇幅过后才出现，但全书最大的败笔是克莱夫得了一场感冒，病愈后变成了异性恋，提出与莫利斯斩断情丝。书中没有给克莱夫的突变提供足够可信的解释，虽然我们可以用克莱夫双性恋的假想来解释，但毕竟太显唐突。2从风格上讲，《莫利斯》虽然再现了福斯特典型的流畅语言，但表达很带有日记体的风格，而且明显地用了很多短句，所以没有象其它作品的显得精雕细琢。然而正是这份自然使《莫利斯》成为最真实反映作者心态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莫利斯》的主题远远地超越了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整部作品是一腔诚实而自尊的呼吁。对福斯特来说，《莫利斯》代表着他思想上的一个飞跃。此时他已不再提倡和解与妥协式的沟通，而是呈现人物与本阶级决裂。这种决裂不仅给莫利斯带来了幸福，而且为作者十年后创作《印度之行》作了思想和精神铺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福斯特加入了国际红十字会并赶往埃及。1917年他在亚历山大港认识了英俊的电车司机默罕默德〃艾尔〃阿多。他们之间的恋情持续了两年，在此期间福斯特给一位密友的信中说：
我好像正在写《莫利斯》的续集。我现在对此的了解已增进了许多。很多人在缺乏真情实感的生活中度过了青春时光，实在令人悲叹。我以前对此有所知闻，但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强烈的体会。我的运气真是奇妙。
福斯特称这场充足的爱情经历使他真正成为“一位成熟的人”。1919年阿多结婚后，福斯特离开了亚历山大港回英国，但两人仍保持书信来往。三年后阿多得肺结核去世前，福斯特从印度回国的途中探望了他。阿多的去世对福斯特的打击很大。
1921年，福斯特第二次去印度，担任德瓦省君王的私人秘书。当后者得知福斯特的性倾向时，还对他提供了特别照顾。这次旅行使福斯特再次目睹了英国殖民统治丑恶。这种反感促使他写出了《印度之行》，于1924年发表。小说描写了英国小姐阿苔拉去印度与一位英国驻官订婚，认识了当地的医生阿齐兹。一次他们去山上野餐时，阿苔拉走入了一间阴森的岩洞，幻觉被阿齐兹强奸。当时印度独立风潮已经风起云涌，英方试图通过审判阿齐兹来向当地族民施压，但清醒后的阿苔拉小姐不顾英方的怂恿，最后在法庭上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觉，还以阿齐兹清白。
《印度之行》的揭露性与批判性超越了福斯特以往对一般中产阶级所持的暧昧态度，作者通过阿苔拉小姐反映了对殖民统治的反感与对受压迫民族的同情，她最后为阿齐兹的清白辩护标志着与自己出身阶级的决裂。有趣的是，d.h.劳伦斯对《印度之行》爱不释手。当很多读者对阿苔拉小姐的岩洞幻觉大惑不解时，劳伦斯用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指出那是因为阿苔拉小姐对棕色皮肤的阿齐兹情有独钟，压抑的环境使她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性幻想变相地表达了出来。而阿苔拉小姐的这种欲望正是福斯特钟情深色皮肤的印度男子的间接写照。
《印度之行》是福斯特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受欢迎和流传最广的作品。当有人问及福斯特在此之后为什么没有其它的小说发表时，作者回答说他不可能再创作自己没有真实感受的作品。早在1914年写完《莫利斯》时福斯特自己就坦言“厌倦了被允许触及的局限于男欢女爱的主题”。后来他说“我想写人们能，但我对平常人（指异性恋者）的兴趣已经殚尽了”。作者死后发表的同性恋短篇小说集《生命来临》中则反映了他对“非平常人”的兴趣。
三十年代后福斯特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政治和社会问题，尤其对民权和自由特别关心。1928年官方禁止发行雷德克利夫〃霍尔（radclyffehall）的女同性恋小说《孤独之井》（thewellofloneliness）时，福斯特与女同性恋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wolf）带头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并在法庭上为霍尔声言。针对纳粹在欧洲大陆的猖獗，福斯特出任了全国公民自由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呼吁大众不要盲目跟从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要用清醒的头脑对待法西斯的扩张，不要轻信希特勒的诺言，不能为自身的和平而冷眼旁观其他民族受欺凌。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大不列颠举国陶醉于和平的幻觉中，这时福斯特写下了《我的信念》（wh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