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生进入扬州，是在九月十七日（11月7日）晚八点。扬州士绅连忙组织自卫团与民众，列队夹道欢迎。
从南门方向，远远来了一群军人，大概有四十余名，看服色是驻在南门外静慧寺定字营的兵。六七个人骑着马，识得的有警局巡长、江都县知县、绿野茶社老板，当先一骑，煞是古怪，从头顶到脚踝，都用白色洋绉缠满，只露着一张面孔，不认得。前导两名卫队，举着两面大旗，一写“还我山河”一写“光复大汉”
见他们了，道旁人众轰然叫好，说“革命军光复扬州了”！
扬州此时也是“无王管”状态。武昌事变近一月来，扬州一直很平静，只有一些在外读书的学生，因为时局不靖，纷纷回乡。他们倒是打算响应革命，保卫桑梓，发动组织了“旅外学生队”苦于没有武器。两淮师范倒是有学生操练用的步枪，但校方不借。后来答应借了，枪刚到手，听说扬州已经光复。
直到11月7日，镇江林述庆宣布光复，扬州一水之隔，这才惊慌起来。扬州绅商为首的，一是取中过解元的盐商方尔咸，一是商会会长周谷人，迅即召开各界会议，议定组织自卫团，全城发动，每家出一至二人，自备红字灯笼，分区编队，担任夜晚巡逻。事到临头，效率甚高，当天便编成二十四队，一万五六千人。
然后方尔咸、周谷人联袂去见扬州知府和盐运使，劝他们离开扬州。因为这两位是旗人，留任的话，可能给革命党人以进犯扬州的口实。
知府嵩峋不肯走，反而说：“我只希望革命党不伤害百姓。如果还需要问事，我愿意继续维持下去，如果用不着我，我就走。”真跟这位大爷说不通，各地光复，用旧官吏的很多，你几曾听说过用旗人来维持的？
盐运使增厚倒还好，经过反复劝说，他带着家眷和印信，于11月7日下午五点越墙逃走。
咦，为什么要越墙？因为已经有人来报，南门外定字营一群士兵，荷枪实弹，冲进城内，直奔盐运使署，声称是索饷。这下不但盐运使大人要急急逃离，连来劝说的绅商代表，也慌忙作鸟兽散。
定字营冲进运署，将运库洗劫一空。这天傍晚，扬州街道突然多了许多独轮车，每个独轮车上都坐着两个定字营士兵。这很古怪，扬州从来也没有用独轮车运人的习惯呀？后来才知道，兵大爷抢的元宝太多，沉甸甸的，路都走不动，只得抓了一帮运盐的苦力，用独轮车把他们运回兵营去。
当晚，乱兵散后，自卫队出来巡逻。九点，突然呼喊声响彻夜空，江都、甘泉两县监狱大门打开，囚犯们一冲而出，大喊大叫，铐镣声“震动全城”军警根本不见踪影，自卫队不敢也无法制止，只好逐段卡死道路，持枪而备，驱送他们出城。
后来才听说，乱兵冲击运署，两县大狱放囚，都是孙天生在背后的鼓动所致。这两件事震动人心，但并未扰民，市民并不恨孙天生，但组织自卫队的绅商心里的惶恐忐忑，可想而知。
11月7日的扬州，是多么的忙乱啊，组织自卫队，劝说知府与盐运使离开，乱兵抢劫运署，自卫队巡逻，两县监狱报破，孙天生进城真称得上一日数惊。
孙天生进了城，第一件事就是问方尔咸周谷人：运司的库房里，盐课（贩盐交的税）还存着多少银子？方尔咸忙说：“今岁盐课已多数解往南京，剩下的也被定字营抢得差不多啦。”孙天生大失所望：“我还指望拿库里的银子发军饷哩！”
运署自然就成了新的都督府，孙天生骑马走到衙门门口，突然停下马，看看围观的民众，道：“署内的家具什物，你们随便去取。我们发大财，你们发小财。”这下民众一拥而入，将运署物件抢个精光，连木地板也被人撬走了。随行士绅哭笑不得，只好从别处找来床椅桌凳，不然新都督睡哪里呢？
当夜也没有别的事，只是吩咐全城悬挂白旗。这本是各地光复都有的举动，但扬州独立来得太迅急，各家来不及准备，一时找不到白布的，有用白纸糊的，有用毛巾代替的，总之，闹到半夜，扬州总算光复成功啦。
当合城民众终于在惴惴不安中渐次睡去时，方尔咸、周谷人派出的使者已经渡过了长江，去迎接徐宝山。
迎徐是早定下的方略。徐宝山，人称“徐老虎”本是扬州盐枭，江南一直流传着他与“白寡妇”的故事（看过高阳小说、李翰祥电影的举手），早几年被刘坤一、张謇收伏，反过来巡防江淮，为朝廷效力。他与扬州盐商，亦敌亦友，曾多次到方、周等人府上做客。此时徐宝山已向镇军都督林述庆投诚，变成了光复军。把扬州交给他，当然比交给那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行径乖张的孙天生要放心得多。
第二日起身，听说知府嵩峋终于不敢再留，逃到天宁禅寺去躲起来，临走时把知府大印扔进了瘦西湖，总算他尽了守土之责。再看满城的白旗，都写上了字，写的是“大汉黄帝纪元元年”这未免有些启人疑窦，有那从外府来的，或是喜欢看报纸的，都说别处光复，没有“大汉”的国号，而且黄帝纪年今年也不是元年啊？一问才知道是孙都督下的令。莫非传令错误？
于是又上街去看都督府告示，落款写的是“大汉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年数倒对“大汉”总是怪异。再仔细一看，更不对了，都督府的印信居然是“扬州都督孙天生之印”把自己名字刻到印章里，莫非他日换个都督，大印又要重刻？这，这不是儿戏吗？
正在疑虑不安，议论纷纷，孙天生颁出了两条命令：（一）扬州百姓三年不完粮，捐粮全免；（二）严禁奸商哄抬物价，限定大米每石不得超过三元（时价已超过七元），猪肉每斤不得超过二百文。孙天生还传见了商会会长周谷人，要求他约束全城商贾一律遵奉。
这些措施无疑坚定了扬州绅商迎徐代孙的决心。但扬州市民很欢迎这个皮五辣子（扬州评话清风闸主角，喜欢以无赖方式劫富济贫）式的都督，短短一天，孙天生周围就集合了一批市民与游民，姓名可考的有：
袁德彪（甘泉县公差）、刘癞子（教场口卖拳的）、夏菩萨（小东门做泥菩萨的）、曹小癞子（东关居民）、谢大花（东关削筷子的）、陈长林（教场口做厨子的）、夏恩培（教场口卖膏药的）、尹祺祥（运署附近卖古董的）、黄石岩（警局文牍）、姜善放（城营西门汛官）
显然，孙天生在扬州建立了一个“流氓无产者乌托邦”绅士和商人都认为他是假革命党，而不少市民直到五十年后，仍坚持说孙天生是“革命党的坐探”
乌托邦好景不长。11月9日上午，徐宝山进入扬州，绅商们赶紧在校场口设筵相迎。还未敬酒，孙天生突然带领一小队定字营士兵出现，破口大骂徐宝山贼骨头，祸害扬州。这正触了徐宝山的忌讳，马上下令麾下士兵放枪，孙天生身手敏捷，杂在人群中，倏忽不见。徐宝山命令举城大索。
抓到孙天生是在11月10日。徐宝山要他带路去起回埋藏的运库银两（大人们都相信抢劫运库是他的指使），徐军士兵押着孙天生走过扬州街市，只听他沿途大叫：“扬州同胞们，要学我孙天生的为人，我在扬州做了三天皇帝，谁敢说个不字！”
这个人从此没了下落。听说徐宝山怕在扬州城内杀孙天生激起民变，借口押他去泰州收集定字营流散的枪械，路上悄悄把他做了。
孙天生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众说不一。他一口本地口音，肯定不是外乡人，有人说他在扬州妓院当过龟公，也有人说他是工匠出身，失业后跑到上海，起事前从上海潜回。相信他是革命党暗探的人，说他还有一方印布，是上海革命党发的，被捕后交出证明身份。李涵秋写广陵潮，说此人本姓黄，西郊廿四桥人。但也有人说他姓巴，是小牛肉巷人，光复时听见有人叫他“小巴”祖上在甘泉县钱粮房当过公差。甚至有人说，孙天生在清江浦十三协办的学校里读过书，所以能跟定字营的士兵勾连。
五十年后，还有许多扬州人记得这首歌谣：
“扬州城，新旧十二门。九月十七日，来了一个冒充孙天生。鼓三更，进衙门，库银元宝四下分，放走监牢众犯人，宣统江山坐不成。”
这些扬州人记得孙天生的乌托邦，又模糊听说被杀的是个冒充的，他们以为孙天生是真的革命党，但是他没有来扬州，来的这个是假的，所以叫他“冒充孙天生”（孙天生起义调查记）
孙天生从校场口逃跑后，躲在多宝巷一家花烟灯上（就是妓院，或许这就是“龟公”说法的来源？），有人向徐宝山告密，遂被捕。告密的人叫王德林，在得胜桥开一家剪刀店，扬州老人说，当皇帝的那三天，王德林“是孙天生一起的”
为秋瑾报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