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长沙光复后第七天，新军第九镇马标队官戴凤翔接到刚从益阳调来长沙接防的五十标营长梅馨、统带余钦翼的请帖，请他次日下午五时到徐长兴饭馆吃饭。
戴凤翔次日下午到地方一看，在座的有八九人，除了戴凤翔自己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之外，余人都是留学日本的士官生——当时的风气，留学生趾高气扬，自成群体，看内地学生不起，戴凤翔在座，估计跟他在马标任职有关——在座的人都是营长以上的职务，但没有马标的军官。
席间，自然就说起光复后的长沙局势，有人便大骂焦达峰、陈作新两位都督乱用人，乱用钱，说亲眼得见，一个青年人跑去找焦达峰要官，焦达峰问他：你会做什么，他说“我会写字”焦达峰就说“你去当书记吧！”青年人走出去，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大捆空白带子，他就拿了一条，自己写上“三等书记官”挂在身上，招摇过市，不过很快他便发现，其他人的带子上都写着“一等书记官”、“二等书记官”不禁后悔自己胆子太小了。
又有人说，湘乡人吴连宾，曾在家乡发动会党，此时跑到都督府对焦、陈说：“我这回是有大功的呀！我要招一标人。”焦达峰也没敢跟他还价，给了他一条白带子，上面写了“某标标统”又批了两万元给他。谁知道吴连宾第二日又跑去领钱。军需官只好说：“标统，你昨天刚领几万块钱去，今天又来了，你也要有个细账才行。”吴就拍着桌子大喊：“我大人做大事，有个什么细账嘞！”
其他笑话就更多啦。任何一名士兵，不管你是新军、巡防营还是会党，只要你参加了长沙光复，跑去都督府一说，立刻就能得一条连长、排长的白带子。有了白带子，人人都自觉是军官了，跑到藩城堤荒货店去买指挥刀，把荒货店的库存抢购一空。而今满街都是指挥刀，铿锵作响。
三年后长沙公言杂志刊出一部小说叫潭州梦，即写衡阳人潘五到长沙考中学未被录取，适逢光复，于是冒充新党混入抚台衙门，交游日广，居然混成一稽查，然后借禁烟为名四处勒索。小说写到当时省城各色人等混杂“他们到底是革命党还是匪呢，这个界说就很难说了”1924年出版的辛壬春秋中也有记载：
时都督印信未刊，辄取草纸一方，上书都督焦令某为某官，下钤四正小印。四正者罡字，洪江会暗号也。日委署十数人，凡城内庙宇、公廨、旅邸，皆高悬旗帜招兵。流氓、乞丐、车轿担役均入伍。无军械戎装，胸前拖长带，高髻绒球，谓是汉官威仪。
这些江湖作派，正应了黄鍈等绅士对焦达峰之流的第一印象“不伦不类”如此一来，长沙市民对革命党的印象，只有比谘议局那帮立宪党人更坏。（当然那时没人会想到，焦达峰下令大招兵，招来的列兵中有一位毛润之，拿着每月七块大洋的津贴，每天给其他士兵讲报上的新闻与道理，被同袍们称为“报癖”）
绅士们对焦达峰最大的用人不满，在于他任命冯廉直为南路统领。冯是洪江会头目，1906年参加浏醴暴动被捕，在狱中待三年，出狱后，招三百人，任标统，驻湘潭。在同盟会方面看，冯廉直是矢志革命的功臣，但在士绅集团眼里，他只是一名“积盗”而今得了势，在湘潭招兵买马，追杀宿仇，湘潭的县知事联合绅士向长沙求救。谭延闿拿着求救电报去指责焦达峰，焦达峰根本不承认这些指控。于是又有流言，说焦都督也是冯廉直一伙的，本名叫“姜旦宅”冒充革命党人来长沙夺权。
众军官越说越激动，都说这样下去，湖南会糟蹋在焦、陈手里，要想个办法才好。梅馨脱口而出：“杀了这王八蛋不就得了！”据说梅馨到长沙后，去见过焦达峰，要求升为旅长，被拒。
戴凤翔不同意这么干，他说：焦、陈只是资望不太够，一个是会党，一个是排长（他认为如果焦、陈是留日士官生或军校出身，就不会遭到军官们反对），当时举他们为都督，就有人说是临时的，是个“烂斗笠”（下雨时临时戴戴的），现在干得不好，叫他们走就是，不必杀人。
话没说完，梅馨一个巴掌拍在桌上：“你真是妇人之仁，若叫他走，反倒留个后患，以后枝节横生！”旁边人也说“杀了倒爽快”
戴凤翔知道自己挽回不了这个决定，就暗自打算，想给焦、陈报个信，劝他们走路。陈作新被新军开除后，曾在罗汉庄体育学堂教过一年书，戴凤翔正好在那里念书，冲着师生之谊，也应该尽尽人事。
10月30日早饭后，戴凤翔跑去都督府，陈作新已经外出，问几时回来，答“不晓得”又去找焦都督，只见大清早的，室内围绕着三四十人，要官的，要钱的，办事的，诉冤的，喧闹不堪。戴凤翔根本挤不进去，他只好叹一口气，知道事已无救。
梅馨等人敢策划杀焦陈二都督，也是因为戴凤翔接到邀请的28日，湖南独立第一协第二、第四两营出发援鄂，新军同盟会系的士兵几乎全体在内。而接防的五十标中，正有不少人是头颅还悬在城楼上的黄忠浩的拥护者与同情者，公仇私恨，一齐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