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新军起义，跟武昌一样，都是匆忙成事。本来计划在九月初八（10月29日）举事，驻西安旗兵将军文瑞听说武昌变乱，立即向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这人后来当过民国总理）提出要发枪、修满城、外县巡防队回防、在陆军中抓革命党四项要求。10月21日，第二标新军果然就接到了开拔命令。走呢，肯定被分割成几部分，大肆抓捕之下，起义肯定流产；起义？有枪没子弹，要跟弹药充足的旗兵和巡防队对抗。
10月22日的起义过程非常忙乱，21日午夜了，一帮新军弟兄还在讨论：要不要今天举事？谁来当我们的领导人？
不举义就会死，还是举吧。至于领袖，很多人推举钱鼎。因为他很有革命热情，兼有哥老会、同盟会双重身份，平时努力联合帮会，在军中颇有威信。
但是钱鼎本人推举张凤翙，除了说这个人“气度恢廓”外，理由也是三点：协司令部参军官，军中地位比起义诸人都高；兼二标一营管带，这个营，哥老会头目最多；留日士官出身，学历好——这又是一个“拱手让出领导权”的例子，事关张凤翙张参军官，这个时候，还根本不知道起义这档子事，答不答允参加还在未定之天。
完全是个小黎元洪嘛。
不过张参军官比黎协统干脆。他刚从临潼实习归来，正在床上睡觉，突然哗啦一下涌进一伙人，说要拥戴他当首领搞独立。“什么时候？”“就是今天！”“好吧。”
这时已经是10月22日凌晨一点多了。
有人说张凤翙因为面临着新军内部整顿，将被撤职，索性拼了。也有人说他在日本留学时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所以答得干脆。这个无所谓，当时同盟会员的认定本身就很混乱。比如后来的陕西督军陈树藩，彼时在混成协当军械官，据说他在举事前，一向不赞成革命，只是22日凌晨听说要起义的消息，赶紧找到军中的同盟会员，填了一张同盟会会员证，这就算火线入党，以革命者身份出现在起义现场。
跟武昌一样，没有子弹的新军士兵，第一目标就是军装局。炮兵营全营集合，以“星期日到灞桥洗马”为名，全体挺进军装局。到了军装局一看，东一堆，西一堆，各营足足有几百名徒手的士兵在游逛，见不到一个军官，连哥老会头目也找不到一个。
要说10月22日这天，真是上好的造反日子。护理巡抚钱能训与各司道、新军高层，都在谘议局开会。而住在军装局内的巡防队一个哨（连），因为是星期天，大部分人都上街游逛去了。突然发一声喊，几百名士兵冲了进来，虽说都是徒手，毕竟声势惊人，驻守的少数士兵一吓，就从后门溜走了。
“那些冲进去的士兵，争先恐后地爬上楼梯，用石块砸库门上的铁锁，七手八脚把成捆成箱的枪械子弹从楼上往院子里乱扔，没上楼去的人，就争着捡枪配子弹。这些枪械子弹不是一种，口径大小不一，配不合膛的打不出去，配合膛的又平射试放，竟有打伤自己人的，闹得人声鼎沸，混乱不堪。”（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
闹了半天，才有人出来整队，张风翙也来了，就是在军装局建立总司令部，分派兵力，攻打各处。
巡防队因为有哥老会的关系，很快就瓦解了。钱能训在甜水井民宅被捕获，自杀未遂。起义军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西安全城，除了满城。
西安的满城，是各地旗人抵抗最厉害的一处。将军文瑞，从谘议局逃回满城，当即紧闭六个城门。满城内旗兵号称五千，连家属超过一万，但旗人是生一个男孩就算一个兵额领一份钱粮，实际兵数远没有那么多，枪支也是前口装火药扳机上扣火帽的来复枪——所以前一段文瑞才要求钱能训发给一千支新式枪。
西安满人抵抗得如此厉害，上层如文瑞平日督训较严是一个原因，西安起义本身状态也有很大关系。与别省不同，除了一个早就参加同盟会的副议长郭忠清，陕西谘议局的立宪党人几乎与起义无干。参与举事的同盟会员，满打满算，也就是十来个。如果说四川的光复是“袍哥革命”西安独立，大概只能算袍哥造反，指挥既混乱，舆论宣传工作也跟不上。
故而西安的满人，认为抵抗是死，不抵抗也是死，与其不抵抗而死，毋宁抵抗而死，所以死命抵抗。结果，从22日一直打到23日下午三点，起义军才通过一段倒塌未补的城墙杀入满城，并且引爆了旗兵火药库，造成极大伤亡。24日，起义军分为若干小队，逐巷逐院进行搜索战，也有泄愤之意，被杀旗兵及家属甚多。将军文瑞跳井自杀。
西安起义太过仓促，仗都打起来了，义军的名称还没想好，安民告示也未准备，只好一边打仗一边搞，终于在光复第二天，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的名义，贴出了一张布告，那文末的图章还是木头刻的：
各省起义，驱逐满人，上应天命，下顺人心，宗旨正大，第一保民，第二保商，第三保外人，汉回人等，一视同仁，特此晓谕，其各放心。
这张布告，不仅简陋，连一般认为最重要的劝谕满人投降都没提到，难怪满城打得那么火爆。而且起义军全力攻打满城，西安市内的治安简直顾不上。那些巡防队，他不敢抵抗起义军，他还不敢抢商户吗？所以保民保商，都是空话。
打下满城，稳定秩序，还是要靠哥老会。哥老会也不是白干活的，除了要饷要粮，官位也要。先是哥老会大头目万炳南要当大统领，想逼张凤翙让位，又有人要当都督，有人要当兵马元帅，吵得不可开交。说是同盟会和哥老会的矛盾，其实主要还是哥老会内部争交椅。
直到出来一个楞的：陈殿卿。此人是湖北人，本身是哥老会的头目，同时又当过张凤翙的护兵。他跳脚拍桌子：“谁敢再闹？再闹，我姓陈的就把军装局烧了，大家散伙！”好，不闹就不闹，但是各据山头难道不会吗？一时间，张云山的高等审判厅，万炳南的督练公所，跟张凤翙设在军装局的总司令部，鼎足而三，各练各的。局势更加混乱。
10月29日，就是本来计划的起义日，各方势力在迁至高等学堂的总司令部开大会，终于定了盘子：张凤翙为大统领，万炳南为副大统领，张云山为兵马都督，吴世昌为副都督，马玉贵为粮饷都督，马福祥为副都督，刘世杰为军令都督，郭胜清为副都督。这就是著名的“一省六都督”
这还没完，力挺张凤翙的陈殿卿站起来要官。他的名目更新鲜，他要当“钦差大臣”见官大一级。哄笑声中，张凤翙居然点头应允，会后还颁给了他一颗“秦陇复汉军钦差大臣亲卫队统带之关防”的大印。
其实张凤翙与陈殿卿心里都明白，要这个官，就为了不受兵马都督节制，保留独立势力，也防止被人暗算。转年到了1912年3月，局势平定，陈殿卿自动要求取消钦差大臣头衔，呈文里说：“况钦差惟帝国始有此职，按之民国，于名为不合，于义无所取，若仍稍事迁就，实与政体有违，且贻外人之诮。”他有什么不明白的？可见都督啊钦差啊，都是妥协安抚的手段。这种手段确实也保住了独立的陕西不内乱。
一片忙乱之中，却不料放掉了一个大患。前陕甘总督升允，正在距西安城北上三十多里的草滩别墅里。升允家在西安满城，他是去草滩军田管理屯垦的。一听到事变消息，升允连夜渡过渭河，逃往甘肃平凉。
陕西遭受两面夹击的日子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