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老革命党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记述1905年端方、戴鸿慈等辈访问美国加州大学，他亲见的一幕：端、戴一齐上台，并立演讲席中，戴左端右。端谓戴曰：“请老前辈发言。”戴曰：“兄常与西人往来，识规矩，请发言。”于是端方发一言，翻译完，向戴鸿慈曰：“老前辈，对不对？”戴曰：“对。”端又发一言，又向戴曰：“对不对？”戴曰：“对对。”一篇演说约数百言，端问戴数百次，戴亦答数百次。
这简直像是在说相声嘛，搞得西人大惑不解，在场留学生也面上无光。
这则轶闻常被引来说明满清官员之昏庸可笑。我看见却是三类言论形式的冲突与并存。很显然，端方有能力独自演讲，而且他未必不知道西方式演讲是个体化的，但是他必须处处表现对戴鸿慈这个“老前辈”的敬重。这里的关键是，满官重身份（是“奴才”还是“臣”），汉官才重科辈。满官大可不必对汉官讲这一套科辈规矩。端方是满官，与汉官相处，能遵从汉官的礼仪，这当然能迅速赢得汉族同事与上司的好感，故而申报在众多满洲权贵中，独独推许端方为“能吏”
满清开国的老祖宗们，最近的殷鉴便是元明两朝。元朝式的排斥汉文化肯定是行不通的，但是明朝的文恬武嬉也让人心生警惕。有清一朝，皇帝或许会表现出对汉文化的好感，八旗体制却有形无形地将满汉置于不同的生活空间与职业场域。纳兰性德与曹雪芹当然是满族文人的骄傲，但总的来说满族的文化素质偏低，人人皆兵的八旗也没有贡献出太多的政治干才。
像端方那样，在文化、政治两方面都能跻身于全国一流的满人，清代几乎找不出第二个。据说端方少时也是纨袴一名，当京官时，因为不懂碑帖，受到了汉族同事王懿荣的文化羞辱，才发愿苦研金石。三年之后，端方已经俨然金石名家。
端方后来外放地方，有贪墨之名。考虑到他的收藏嗜好，巨大的金钱需要也很正常。当时有副嵌名对联说是：“卖差卖缺卖厘金，端人不若是也；买书买画买古董，方子何其多乎？”但即使辛亥时期的丑化描写，也承认端方“贪而狡”比如他在武汉的时候，虽然不拒绝贿赂，但是“卖差不卖缺”这就巧妙地利用了晚清差缺分离的官制，规避朝廷的监管。又有说他“凡与外人酬酢，时时演出一种献媚之态”晚清较懂洋务较有弹性的官员，如郭嵩焘、曾纪泽，往往都会膺此恶名。而且端方在南京，率先改变督抚到任先拜各国领事的成规，逼得各国领事率先来拜，在当时中国官场，已算得上深谙国际政治规则。
辛亥年端方在资州被杀，被许多人视为汉人向满人报“国仇”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因为辛亥革命中身死的满族大员极少）。因此时评对端方不太客气，尤其是清末民初的笔记，对端方诋毁之语甚多，对于端方任两江总督期间的种种功业，不大好一笔抹杀，却可以做诛心之论：“端方知江苏人多文弱，又矜言新学。彼惟于学堂中拨款若干，以为辅助资。则趋之者，已如蚁慕膻。或则略与周旋，以施其牢笼之法。而江苏已争诵之。实则所拨者，皆取于汉族之财，而托名为国家也。”（奴才小传）这也未免太罗织罪名，以此概之，则天下尚有能吏乎？再往前走一步，就会出来“清官有害论”
革命党人恨端方，其实也与他的能干有关。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招降革命党人甚伙，其中包括学问大家刘师培，这成为后来革命本位的论者心中永远的痛，如刘的弟子黄侃解读刘师培与端方书一面将端方称为“狡黠之虏酋”一面又开脱老师“不谙世务，好交佞人”端方这个骂名背得实在冤枉，他是革党口中之奸佞，当然就是清廷眼中之能臣，各为其主，何可厚非？关键是端方能让刘师培这样的大名士归心输诚，数年后还跟着他一路入川，并代端方潜入成都打探，可谓死心塌地追随，你当是个个封疆大吏都可以做到的吗？
反而是他效忠的满洲朝廷给了他当头一棒。1908年两宫葬礼，端方因为指使人沿途照相，被李鸿章之孙李国杰劾“大不敬”去职。以端方之世故圆滑，还曾因光绪大婚办事得力受赏识提拔，为何会犯此低级错误？有论者认为是“主少国疑”不得不去权臣以立威，罢斥端方与袁世凯的理由都是借口。而这个借口之所以会出现，也是据说端方考察欧美，十分羡慕欧美立宪的“君臣一体，毫无隔阂”无论君主、大总统，报馆记者皆可随时照相，一见大老板换了新人，不免想搞搞新意思。这样说来，端方又是因为第一个吃螃蟹被人抓了把柄。
端方吃第一只螃蟹的事例很多，后人亟亟于满汉之分、革命保守之别，就未必了解关注这些了：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现代幼儿园是他在湖北创办的，他在湖北、湖南、江苏，均是首创电话、无线电、图书馆、运动会。
他在南京、苏州、上海大力提倡全民种树，并用军功与刑罚诱使官员、军队普遍种树。
他把电影放映机带进了中国，也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牲畜屠宰与肉类检验的制度，希望中国仿效。
他创设了市民公园和现代监狱，又在中国官员中头一个实行了公费女子留学。
江苏的第一次公开民意代表选举是他主持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商博览会也是他筹划的
应当记住，这个曾经的浪荡旗人，中国当时最好的收藏家之一，曾被万众唾骂的狡诈的“满洲狗”同时也是一位中国现代之门的开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