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答了他。
他说：“我要请你，单请你一个人。”
又是皮哥类型的人！
我说：“如果你请我们几个，我去；你单请我，我不去。”
“怎么不去？”
“我们是一个师傅带出来的，是一个团体，我不能吃独食。”
“你的电话是多少？我给你打电话，我肯定得请你！”
“我没有电话。”
“你自己住吗？”
“不是，我在妹妹家住。”
“你把她的电话号给我。”
他记下了号，说：“你走了后，也不来看我们，像挺多学员是不？”
“来。”
“你们这些学员，很多走了就再没来。”
他说的也许对吧，有相当比例的学员学车是受了气的，也不想再见教练。
当我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时，我深深地吻了它一口：为了得到你，我破了多少心力、智力、财力呀！
给你支个招儿：和谁有仇，劝谁学车这是在学员中很流行的话。
伊水说有个教练打电话，找我，来了几次了，让我给回个话。
“我不给他回！”
伊水问我原因，我向她说了。
查教练又来电话了，还找我，伊水说我回东北了，他才不打了。
在学车期间，我的嗓子发生了大事故严重失声了，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别人猜不出我是什么原因，真实的原因我也没有和他们说，只有妈妈猜出了，她说：“挣不着钱，上火上的。”
从我来，伊水的生意就不如从前了，这并不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而是出于大气候。老顾客的消费量已快饱和了，新顾客还没有开发出来，再加上图书行业的恶性竞争，价格一跌再跌，利润已远不如从前了。在学车时，如果我有空闲的时间，我就可以去卖书。但是这样的时间毕竟是少之又少，我不去卖书，当然也就挣不到钱，我从家里来，就没带多少钱，我没有存款，一分钱的存款都没有。到这儿以后，给孩子交学费的两千三也是伊水代我交的，再加上我和孩子每天要吃饭，都要花钱，还要给教练送礼等等。还有，学车的钱也是伊水给交的。所有这些钱，都是借的，就是说，我还没等挣钱呢，先欠了一屁股外债。真要把我逼转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
以上这些因素，促使我的嗓子哑了。我使劲喊，声音也很小，和人说话，也要用尽力气说，别人才能听到。
大约过了半个月的时间，才恢复得差不多了。
在老家的伊妹打来电话说，我的买断工龄的事办好了，单位里有好些人要办，但是名额有限，领导给我办了。这是他们对我的照顾，给了我一万六千八百块钱。单位的劳资员代表领导，让伊妹和我当谁也别说给我多少钱了，我问伊妹，为什么不让说？伊妹说“我也不知道，劳资员就是不让说！还千叮咛万嘱咐的。说两年之内不能跟人说。”
我在北京也碰到了个买断工龄的，他和我的工龄一样长，他说，国家给他发了四万多块钱。
我的姨夫在南方的某个林业局当副局长，他来北京玩时，我问了他，他说我也应该得四万多“没给你那些钱，是当官的贪了，燕过拔毛，层层贪！”
姨夫对上层的内幕知道些，他也得到过很多的好处。他的几个儿女的楼房全有了，尽管有的还在上学。
一万多块钱，对我，已是很多了。
我的组织关系被转到了居委会，居委会的书记让伊妹传来话，说：“还是留着党员的关系吧，一年才交十几块钱。”
如果我不犯大的错误，不被判刑，不管我在外面做了什么，只要我每年肯拿出这十几块钱来，我的党员身份就是一种终身制，我和党的关系只剩下交党费这种形式。每年两份的个人总结，支部书记因怕牵连到他，他会自动找人为我编。
说起个人总结，我倒想起，从我入党开始，我就没有写过一份真正的可以称得上自己的个人总结的总结。这是一位老同事教给我的。他看我在填写个人简历时说：“你别什么都往上写！你知道政策咋变哪？将来万一有变，落在文字上的东西，就是证据，你推都推不掉！好的不写，不好的也别写。”
“那我写什么？”
“写什么？自己悟吧。”
自己悟？什么能永远对呢？**思想已经证明有错的了，还有什么是颠扑不灭的真理呢？我想啊想啊想
我的个人总结的基点定下来了，就是少写自己，远离政治，而且，我还找到了一个更简便、省事的方法，就是：抄袭！我从报纸或书里找出一篇文章来，它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哪朝哪代都不会有人批的，然后抄下来，把题目换成“个人总结”报上。更惊人的是，我那些年报上的“个人总结”没有一篇退回来的，没有一篇要求修改的，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要求改的这比我平时写的宣传报道还好应付。宣传报道送给书记，书记还要看看，然后挑出点这不是那不是来。我听一个厂长说：“当领导的，就得会挑！不会挑，就是不会当领导。”
居委会的书记要我给回个电话，我没给回。我还是想退*党，想当个老百姓。还有，我在外面又干了坏事：卖盗版书。伊水家的畅销书都是盗版的，我让她卖正版的，她说：“正版的多贵，也不好卖！盗版的便宜，顾客也认便宜。现在盗版书的质量也好了，有的做的比正版的还好呢！”我给她干，她又不听我的，我也得跟着她买盗版书。我一直想作个合法的公民，但老是做不成，老是不由自主地干了坏事。如果我给居委会的书记回电话，他还得劝我别退*党啊，这个那个的。党费倒是没有几个钱，我退*党，也不是钱的事。我想的是，一旦我做错了什么，将来真出了事，我代表的仅仅是我个人，不是一个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