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查尔斯，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好吧，首先，我说的并不是纽约的那家律师事务所，因为你说得不错，它确实是我们的关键所在。一旦给亚历山大知道，这个想像力无比丰富的家伙肯定会四处打探、威胁，这样一来关联就会开始断裂，我们在国内外进行的纸上追踪就会告吹。”
“我想的也跟这个差不多——”
“那你就又想对了，”查尔斯·卡塞特点点头打断了他的话，“因此就不能让亚历山大触及我们的关键，让他离这家事务所越远越好；但咱们得给他个指向标。要给他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知道这东西有价值，就会与之保持联系。”
沉默。接着霍兰开口了：“你说的东西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如果你对康克林更了解一点，就会明白了。现在他知道梅杜莎和‘胡狼’之间有联系。你们是怎么称呼它的？一个自动实现的预言？”
“我说这个计谋非常巧妙，它极有说服力，因此就自动变成了现实。德索是个出乎意料的催化剂，他让所有的事都提前了——他自己送了命，还有在蒙塞特拉发生的一切……你所说的这个指向标，这个看得见摸得着、有价值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是一根绳子，彼得。亚历山大已经知道了许多东西；你不能把纽约那家律师事务所的名字告诉他，可也不能让他像个失控的危险人物那样在欧洲到处乱跑。我们得有一条和他相连的渠道，这样就能大致了解他的动向——如果我们能办到的话，也许还不仅仅是了解。这个渠道就像是他的朋友贝尔纳丹，不过此人也得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上哪儿去找这样的人？”
“我有个人选——我希望咱们现在说的话没被录音。”
“你放心好了，”霍兰有点儿生气，“我从来不相信那种破玩意，而且这间办公室每天早晨都会检查一遍。你的人选是谁？”
“苏联驻巴黎大使馆里的一个人，”卡塞特平静地回答说，“我觉得能和他达成交易。”
“是个双重间谍？”
“才不是呢。他是克格勃的情报官，有一项始终不变的要务。找到卡洛斯。杀掉卡洛斯。保护诺夫哥罗德。”
“诺夫哥罗德……？那个什么美国村还是美国镇，‘胡狼’起初在苏联受训的地方？”
“训练没结束他就从那儿逃了，要不然就会被当作狂人枪毙。不过，诺夫哥罗德可不仅仅是个美国镇——我们常会有这样的错误认识。那里也有仿照英国和法国建起的训练基地，甚至还有以色列、荷兰、西班牙、西德，天知道总共有多少国家。诺夫哥罗德是在沃尔霍夫河沿岸的森林里开辟出来的，占地几百平方公里，到处都建着这类定居点，你每走进一处基地都会发誓自己来到了另一个国家——当然这只是假设，因为你根本就进不去。诺夫哥罗德是莫斯科最讳莫如深的秘密之一，就像纳粹德国时期那项名叫‘生命之源’的雅利安人种繁衍计划。苏联人也想抓到‘胡狼’，就跟杰森·伯恩一样急切。”
“你认为这个克格勃会跟我们合作？认为他和康克林接触之后会向我们通报情况？”
“我可以试试。毕竟我们和他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且我知道亚历山大会接受此人，因为他知道苏联人多么想把卡洛斯列入死亡名单。”
霍兰在椅子上往前一倾，“我跟康克林说过会尽一切可能帮助他，只要不至于损害我们追踪梅杜莎的行动……不出一小时他就要在巴黎降落了。要不要我给使馆的办事处留个言，让他跟你联系？”
“让他给查尔斯·布拉沃即查尔斯·卡塞特的军用字母代称。一号打电话。”卡塞特说着站起身，把电脑打印材料丢在了桌上，“我不知道一个小时之后我能跟他说多少，但我得开始准备。要跟那个苏联人联系，我有个保险的渠道，这还得多谢咱们在巴黎的一位出色‘顾问’。”
“那得给他点奖励。”
“她已经开口问我要了——说骚扰我可能更合适。她经营着全巴黎最干净的一家伴游服务公司；那儿的姑娘们每周都要体检。”
“干吗不把她们全雇过来？”局长微笑着问道。
“据我所知，长官，已经有七个姑娘在为我们工作啦。”副局长答话时一副一本正经的模样，两条眉毛却挑得老高。
两腿直打晃的莫里斯·帕诺夫医生被人扶着，走下了获得外交特许的喷气式飞机的金属阶梯。扶他下来的是一个魁梧的海军陆战队下士，他穿着一身浆得笔挺的卡其布夏季制服，手里拎着帕诺夫的提箱。“这趟飞行实在是太恐怖了，可你们看起来怎么还这么体面？”心理医生问道。
“先生，等我们在巴黎放松几个钟头，就没人会这么体面了。”
“有些事是永恒不变的，下士。谢天谢地……跟我一起的那个跛脚混混呢？”
“他被载去做外事汇报了，先生。”
“你说什么？一个‘载’字可就叫我搞不懂啦。”
“没那么深奥，医生。”陆战队下士哈哈一笑，带着帕诺夫朝一辆电动小车走去——车子虽小，却配了个穿制服的司机，侧面还印着一面美国国旗，“咱们降落时塔台用无线电通知了飞行员，说他有个紧急的消息。”
“我还以为他去洗手间了。”
“我想那儿他应该也去了，先生。”下士把提箱放到车后的架子上，扶着帕诺夫上了小车，“慢点儿，医生，把腿稍微抬高一点。”
“跛腿的是另外一个，不是我，”心理医生抗议说，“那家伙少了一只脚。”
“我们听说您病了，先生。”
“该死，我的腿可没病……对不起，年轻人，我可不是冲你发火。我只是不喜欢坐在一根管子里在一百八十公里的高空上飞。布朗克斯区特里蒙特大道上的人里头可没出几个宇航员。”
“嗨，医生，你不是在逗我吧？！”
“什么？”
“我家住在加登街，你知道，就是布朗克斯动物园的对面啊！我叫弗莱希曼，莫里斯·弗莱希曼。能见到布朗克斯来的老乡真是太好了。”
“莫里斯？”帕诺夫和下士握了握手，“海军陆战队的莫里斯？我好像还跟你父母聊过呢……多保重，莫里斯。谢谢你的关心。”
“愿你早日康复，医生。回特里蒙特大道的时候替我问个好，行不？”
“我一定带到，莫里斯。”帕诺夫举手一挥，使馆的小车向前疾驰而去。
四分钟之后，帕诺夫在司机的陪同下走进了一条长长的灰色走廊。从这里入境的是法国外交部认可的各国政府工作人员，他们无需经过移民局的检查。帕诺夫和司机走进硕大的休息室，男男女女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悄声交谈，屋里充斥着各种不同的语言。哪儿也找不着康克林的踪影，帕诺夫不禁有些担心；他刚转向那位身兼司机的随员，一个年轻女人就走上前来。她穿着一身风格中性的制服，是个招待。
“医生？”她向帕诺夫问道。
“是啊，”帕诺夫惊讶地回答说，“不过，我的法语就算不是一点不灵，恐怕也是生疏得很。”
“没关系的，先生。您的同伴请您在这里等他回来。用不了几分钟，他说得很肯定……您请坐。您想不想喝点什么？”
“谢谢，请来杯波旁威士忌加冰。”帕诺夫答道，又坐回到扶手椅中。
“好的，先生。”女招待退开了，司机把帕诺夫的提箱放在了他身旁的地上。
“我得回车上去啦，”外交随员说，“你在这儿会很舒服的。”
“奇怪，他跑到哪儿去了？”帕诺夫自言自语地瞥了一眼手表。
“也许是上外面找公用电话去了，医生。这儿的人一进休息室就到本国办事处去拿留言，然后再火烧火燎
地到大厅里去找公用付费电话；他们不爱用休息室的电话。俄国人走路总是最快；阿拉伯人则是最慢的。”
“肯定跟他们各自国家的气候有关。”心理医生微笑着说。
“您可别太肯定，要不然会把听诊器输掉，”司机笑了笑，举起手来随便敬了个礼，“多保重，先生，好好休息休息。您好像挺累的。”
“谢谢你，年轻人。再见。”随员的身影消失在灰色的走廊里。帕诺夫心想，我累了。累死了，不过亚历山大做得对。他要是独自飞到这里来，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大卫！我们一定得找到他！他可能会受到无法预料的损害——这一点他们谁都不明白。只要一个举动，他那颗脆弱而深受创伤的头脑就会倒退回到多年以前——十三年前——重新变成一个残忍无情的杀手，而对他来说杀戮就是全部！……有个声音。上方有个人影在和他说话，“对不起，请原谅。”
“您的酒，医生，”女招待和颜悦色地说道，“我正在想要不要叫醒您呢，可接着您就动了一下，听起来好像很痛苦——”
“没关系，没关系，亲爱的。我只是有点累。”
“我理解，先生。突然乘飞机会让人累得筋疲力尽，如果飞行时间很长，一路上又不舒服，那就更糟糕了。”
“这三条全被你说中啦，小姐，”帕诺夫接过酒说，“谢谢你。”
“您是美国人，没错吧？”
“你怎么看出来的？我可没穿牛仔靴啊，也没穿夏威夷衬衫。”
女招待露出了迷人的笑容，“我认识把您送来的司机。他是美国的保安人员，人很好，非常有吸引力。”
“保安？你的意思是‘警察’吧？”
“哦，基本上差不多，但我们从来不用这个词……瞧，您的同伴又回来了。”女招待压低了声音，“医生，我能不能问一下？他需要用轮椅吗？”
“天哪，不用。他那样子走路已经好多年了。”
“那就好。祝您在巴黎过得愉快，先生。”女人说完就走开了。亚历山大·康克林一跛一跛地绕过几堆正在聊天的欧洲人，朝帕诺夫身旁的椅子走来。他坐到柔软的皮椅上，身子笨拙地往前倾着。他显然很心烦意乱。
“怎么了？”帕诺夫问道。
“我刚和华盛顿的查尔斯·卡塞特通过电话。”
“卡塞特？你跟他挺投契，而且也信任他，对吧？”
“说起私人资源，他可是最厉害的，至少是在人力情报方面。他能够自己去看、去听，去了解，而不是光会看纸面上或电脑屏幕上的字句，连个问题也没有。”
“康克林医生，你是不是又串到我的领域里来了？”
“上个星期我还这么说大卫来着，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他说这是个自由国家；虽然你接受过专业训练，你对人情世故的了解可不是很权威。”
“这是我的过失，”帕诺夫点头同意，“我猜你这位朋友做了什么你不赞成的事情。”
“假如他做这件事时对合作者有更多的了解，就不会这么做了。”
“虽说这话从医学上讲比较欠考虑，但也很有点弗洛伊德的意思。”
“我觉得你这两个评价都对。他和苏联驻巴黎大使馆一个名叫季米特里·克鲁普金的人私下达成了一笔未经许可的交易。我们要和巴黎当地的克格勃合作——你、我、伯恩和玛莉——等我们找到他俩，或者说能找到他俩的话。再过一个小时左右，但愿能在朗布依埃找到他们。”
“你在说什么啊？”帕诺夫震惊不已，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长话短说。莫斯科想要‘胡狼’的脑袋，想让这玩意儿和他其余的身体分家。华盛顿没法给我们提供所需的东西，也不能保护我们；所以假如我们陷入了困境，苏联人就会暂时充当咱们的家长。”
帕诺夫皱起眉毛，随即摇了摇头，仿佛是要理解一个非常奇怪的消息。然后他说道：“我估计这不是个普普通通的情况，但这么做还是有点道理的，甚至挺让人安心。”
“在纸面上是这样，莫里斯，”康克林，“但跟季米特里·克鲁普金合作就不同了。我了解他，卡塞特可不了解。”
“哦？他是个坏人？”
“克鲁普金是坏人？不，不能这么说——”
“克鲁普金？”
“我和他六十年代末在伊斯坦布尔就认识了，当时我们都还是雄心勃勃的小伙子。这之后又在雅典打过交道，再后来是阿姆斯特丹……克鲁普金不是个坏人。他玩命地为莫斯科工作，头脑虽说不算顶呱呱，但也聪明得很，咱们这一行里百分之八十的小丑都比不过他。但是他有个问题：他从根本上就站错了阵营。”
“我忘记了。你父母是俄国人。”
“跟克鲁普金打交道时，会说俄语还是有好处的。我能抓住他情绪的微妙变化。他是个典型的资本主义者。他不仅仅喜欢钱，而且是对钱着了迷——以及随金钱而来的一切。只要没人看见，又不至于受到惩罚，他就乐意被人收买。”
“你的意思是被‘胡狼’收买？”
“我在雅典亲眼见到他被希腊开发商收买。后来我又见到他在阿姆斯特丹当掮客，帮着新集市，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一个广场，商业中心。的商人把钻石倒腾给莫斯科住别墅的精英人士。有一天晚上我们俩在卡腾加特街喝酒，我就问他：‘克鲁普金，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名堂？’你知道他怎么说？他穿着一身我根本买不起的衣服，跟我说：‘阿列克谢，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胜过你们，帮助最伟大的苏联主宰全世界；但与此同时，如果你想度个假，我在日内瓦的湖边可有一栋漂亮的房子。’这就是他说的话，莫里斯。”
“他真是与众不同。当然，这些情况你全都告诉你的朋友卡塞特了——”
“当然没有。”康克林打断了他。
“天哪，你为什么不说？”
“因为克鲁普金显然从没跟卡塞特说过他认识我。做成这笔交易的也许是卡塞特，但得由我来控制。”
“拿什么来控制？怎么控制啊？”
“大卫——杰森——在开曼岛有五百多万存款。只要从这笔钱里抽出一丁点儿，我就可以让克鲁普金转变立场；这样一来，如果我们需要他，或者想让他办事，他就会一心为咱们效力。”
“也就是说，你不信任卡塞特。”
“不是的，”康克林说，“我可以把性命托付给卡塞特。我只是不太想把自己的命交给他掌握罢了。他和彼得·霍兰有他们自己的重点，我们则有我们的要务。他们的重点是梅杜莎；我们的要务是大卫和玛莉。”
“两位先生？”又来到他们身边的女招待对康克林说，“你们的车到了，两位先生。它停在南广场。”
“你肯定那车是来接我们的？”康克林问道。
“先生，我得请您原谅，不过那个随员说有位先生的腿不太方便。”
“这一点他肯定是说对了。”
“两位先生，我叫了个搬运工来帮你们拿行李。还得走挺长的一段路呢。随员在平台上等你们。”
“非常感谢。”康克林站起身把手伸进口袋，掏了点钱出来。
“对不起，先生，”女招待拦住了他，“我们是不允许收受小费的。”
“哦，确实是这样。我忘记了……我的提箱放在你柜台后面，对吧？”
“对，先生，您的随员把提箱放在那儿了。和医生的在一起。马上就给您送到广场上去。”
“再次感谢你，”康克林说，“小费的事我很抱歉。”
“我们的收入挺不错的，先生。不过，还是谢谢您的好意。”
两个人朝通往奥利机场中心大厅的门走去时，康克林转向了帕诺夫，“她怎么知道你是个医生？”他问道，“你是不是在搞勾勾搭搭那一套？”
“才没有呢。那种事可有点儿累人。”
“那她是怎么知道的？我从没说过你是个医生啊。”
“她认识带我进休息室的那个保安随员。实际上，我觉得她跟他很熟。她还用动听的法国口音说，那位随员‘非常有吸引力’。”
“哦。”康克林说。他们在拥挤的大厅里抬头看了看指示牌，然后向南边的广场走去。
他们俩都没看见有个仪表堂堂的男子快步走出了外交人员休息室。他肤色浅褐，长着一头蜷曲的黑发，一双黑色的大眼睛紧紧地盯着两个美国人。他走到墙边，匆匆穿过人群，在靠近出租车广场的地方赶到了康克林和帕诺夫前头，站在两人的斜前方。然后他眯起了眼，似乎不太确定，于是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小照片。他抬眼打量着那两个正要离开的美国来客，同时不停地瞥着照片。照片上的人是莫里斯·帕诺夫医生，他穿着白大褂，一脸呆滞而怪异的表情。
两个美国人走到了广场上；黑发男子也跟了过去。美国人环顾四周，要找一辆他们并不熟悉的出租车；黑发男子做了个手势，招来一辆自己再熟悉不过的私家车。有个司机从一辆出租里钻了出来；他朝康克林和帕诺夫走去，轻声跟他们说话，这时一个搬运工也把行李送到了；两个美国人进了出租车。跟踪他们的陌生人也悄悄钻进了后面的私家车，和出租车之间隔着两辆车的距离。
“疯了！”黑发男子用意大利语对驾驶座上穿着入时的中年女子说，“我告诉你，这简直是发神经！我们等了三天，盯着从美国来的每一架飞机，都准备放弃了，却发现纽约的那个蠢货说得没错。是他们俩！……得，我来开车吧。你这就下去，跟咱们在那边的人联系。让他们给路易斯·德法西奥打电话；吩咐他去另一家最喜欢的餐厅，等我的电话。没跟我通过话，他就不许离开。”
“是你吗，老头儿？”外交人员休息室的女招待在柜台边拿着电话，轻声问道。
“是我，”电话那一头颤巍巍的声音回答说，“三钟经永远在我耳畔鸣响。”
“这么说确实是你。”
“我已经告诉你了。有话快讲。”
“上周我们拿到的名单里有一个瘦瘦的中年美国人，跛脚，可能跟一个医生同行。没错吧？”
“没错！然后呢？”
“他们已经入境了。我称呼跛子的同伴时用了‘医生’的头衔，他答应了。”
“他们去哪儿了？这可是至关重要的！”
“他们没有透露地点，不过，老头儿，我很快就能打听到足够的情况，好让你去查。帮他们把行李送到南广场的搬运工会记下来接他们的那辆车的特征，还有车牌号码。”
“看在上帝的分上，一弄到这些情况就给我打电话！”
在巴黎四千八百公里之外的纽约，布鲁克林区的普罗斯佩克特大道，路易斯·德法西奥独自一人坐在特拉菲坎特海鲜餐馆靠里的位子上。他这顿午餐已经吃到了下午。吃完金枪鱼风味小牛肉，他拿起鲜红的餐巾扑扑嘴，尽量想做出平常那副乐呵呵的（也许还有点屈尊俯就）模样。其实，他这会儿正在竭力克制自己——他只想拿起餐巾来啃，而不是用它来擦嘴。该死！他已经在特拉菲坎特待了将近两个钟头——两个钟头！再说，他是在曼哈顿的加拉弗拉意面皇宫接到电话之后赶过来的，路上还花了四十五分钟。因此，这也就意味着法国巴黎的混蛋发现那两个目标之后，时间其实已经过去了两个多钟头，将近三个钟头。两个小喽啰从机场前往市内的一家旅馆，又能花得了多少时间？难道还能走三个钟头？除非那个来自巴勒莫的混蛋开车去了英国伦敦；这倒也不是不可能，要是你了解巴勒莫那个地方的话。
不过，路易斯·德法西奥知道自己所料不错！照犹太佬心理医生在药物作用下说话的样子，他和那个前特工肯定会前往巴黎，去找他们的老伙计，那个假冒的杀手……尼古拉斯和心理医生不见了，一下就没了踪影，这他妈的又有什么大不了？犹太佬跑掉了，尼古拉斯得蹲几年牢。但尼古拉斯是不会告密的；他知道自己要是招了，不管去哪个监狱都会碰到大麻烦，比如说后腰上挨一刀。另外，尼古拉斯也只知道一点点大而化之的情况，律师们会说那全是小喽啰道听途说的狗屁。就算心理医生能记住，他也只晓得自己给关在一个什么农庄的房间里。除了尼古拉斯他谁也没见过，而且照他们的话说，他那时候还“晕头转向”着呢。
但路易斯·德法西奥知道自己所料不错。因为他所料不错，巴黎可有七百多万美元在等着他呢！七百万！老天！他可以付给巴黎的那帮巴勒莫混球一大笔钱，让他们喜出望外，就这样他自己还能剩下一大堆。
一个来自故国意大利的老侍者——他是特拉菲坎特的叔叔——朝路易斯的桌子走过来，他不由得屏住了呼吸。“德法西奥先生，您的电话。”
和往常一样，黑手党头头从男厕所进了一条黑乎乎的窄巷，巷子的尽头有一部付费电话。“我是纽约。”德法西奥说。
“我是巴黎，纽约先生。这事儿简直就是发疯！”
“你跑到哪儿去了？你是不是发了神经，把车开到英国伦敦去了？我已经在这儿等了三个钟头！”
“我跑的可是没路灯的乡村小路，那种路除了让我紧张得要命，屁用都没有。我这会儿待的地方才叫疯狂呢！”
“在哪儿？”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看门人的电话，付的钱大概相当于一百美元。这个法国小丑老是从窗户里盯着我，生怕我偷走什么东西——也许是他的午饭吧，谁知道呢？”
“听起来，你这个混球还不算太笨。看门的看的是什么门？你说的是什么地方？”
“我在离巴黎大概四十公里的一座公墓。我跟你说——”
“公墓？”路易斯打断了他，“见鬼，到那儿去搞什么？”
“因为你的那两个熟人从机场坐车到了这儿，你个白痴！这会儿墓地里正在举行葬礼——晚上的葬礼，一帮人拿着蜡烛排队走路，不过那玩意儿很快就会被雨浇熄——你的那两个熟人专程飞过来假如就是为了参加这个原始仪式，那美国的空气里肯定充满了损害大脑的污染物！纽约先生，我们可没想到会是这么扯淡的事。我们还有自己的活儿要干呢。”
“他们到那儿去是要跟大煎饼卷碰头。”路易斯·德法西奥的声音很轻，仿佛是在自言自语，“说到干活，混球，你要是还想跟我们合作，或者是跟费城、芝加哥、洛杉矶合作，你就照我说的去办。你也会得到一大笔报酬，明白吗？”
“我得承认，经你这么一说就比较有道理了。”
“别让他们看见，但得跟紧。查清楚他们去了什么地方，见了什么人。我会尽快赶到那边去，但我得从加拿大或者墨西哥中转一下，确保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明天晚些时候到，要不就是后天一大早。”
“好的。”巴黎那边说。
“把嘴闭紧了。”路易斯·德法西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