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是那个女人！”亚历山大·康克林在电话上说，“从你告诉我的所有情况来判断，这肯定是斯韦恩的老婆干的。天哪！”
“这并没有改变什么，但看来真是她干的，”伯恩不太热衷地表示同意，“她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天晓得——不过，如果真是她下的手，她却没有告诉弗拉纳根，这就有点讲不通了。”
“对，是讲不通……”康克林停了一下，然后快速说道，“让我跟伊万说话。”
“伊万？你的那个医生？他叫伊万？”
“怎么了？”
“没什么。他在外面……‘收拾货物’，这是他的说法。”
“在他那辆旅行车里？”
“没错。我们把尸体——”
“他凭什么肯定这不是自杀？”康克林打断了他。
“斯韦恩给人下了药。他说他过会儿给你打电话解释。他想离开这儿，我们走了之后——我走了之后——不能让任何人进这间屋子，直到你向警方报讯。这事他也要在电话里跟你说的。”
“天哪，那屋子里头肯定是一团糟。”
“是不太好看。你想让我做些什么？”
“要是有窗帘，全拉上；检查一下窗户，门如果能锁就锁上。如果锁不了，就找找——”
“我在斯韦恩的口袋里找到了一串钥匙，”伯恩插话说，“我试过了；有一把能锁。”
“好。你离开之前，仔细把门擦干净。找瓶家具亮光油，用喷雾剂也行。”
“这么干可挡不住想进屋的人。”
“是挡不住，但如果有人进来，我们也许能提取到指纹。”
“你这话可有点扯——”
“当然有点扯，”前任情报官表示同意，“我还要想办法把那地方整个封锁起来，而且不能动用兰利的任何人；另外——这可不是顺便说起的——要是五角大楼的两万多个人之中有谁想找诺曼·斯韦恩，我还得拦住他们——这其中有他办公室的人，也许还有采办部每天要接待的几百个军火买家或卖家……天哪，这根本就办不到！”
“这样再好不过，”伯恩反驳说，这时伊万·贾克斯医生突然出现在过道里，“我们小小的破坏游戏就从‘农场’这里开始。你有卡克特斯的电话号码么？”
“我没带在身上。号码好像放在我家的一个鞋盒子里头。”
“给莫里斯·帕诺夫打电话，他那儿有。然后你联系卡克特斯，让他用付费电话打到我这儿来。”
“见鬼，你到底想干什么？一听到那老家伙的名字我就紧张。”
“你跟我说过，除了你之外我也得信任其他人。我刚才办的就是这件事。找到他，亚历山大，”伯恩挂断了电话，“不好意思，医生……考虑到现在的情况，或许我也可以称呼你的名字了吧。你好，伊万。”
“你好，无名氏，我可希望还是这么称呼你。何况我刚才还听到你提起了另一个名字。”
“亚历山大？……不是，当然不会是亚历山大，他是咱们共同的朋友，”伯恩会心地轻轻一笑，从桌旁走开了，“是卡克特斯，对不对？”
“刚才我进来是想问你，要不要我去把大门关上。”贾克斯把问题绕了过去。
“我要是说，直到刚才看见你的时候我才想起他，你会不会生气？”
“有些关联是非常明显的。大门该怎么办？”
“医生，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欠着卡克特斯的情？”伯恩盯着牙买加人，没有让步。
“我欠他的太多了，所以绝对不想在今晚这种情况下把他扯进来。天哪，他都是个老头儿了；另外，不管兰利想得出多么不正常的结论，今晚的事可是谋杀，而且是凶残无比的谋杀。不，我绝不会扯上他。”
“你和我不一样。你知道吗，我必须这么做。如果我不这么做，他绝对不会原谅我。”
“你对自己的评价可不太高啊，对不对？”
“医生，请你把大门关上。过道里有个警报控制台，门关上我就把警报打开。”
贾克斯犹豫了一下，好像拿不准自己想说些什么。“听着，”他迟疑地说道，“大多数神志清醒的人说什么话都是有原因的——做事也是。我觉得你是个清醒的人。如果你需要我——如果老卡克特斯需要我——就给亚历山大打电话。”医生匆匆奔出了房门。
伯恩转过身环视着房间。弗拉纳根和瑞切尔·斯韦恩大概是三小时之前离开的，自那以后他检查了将军书房里的每一尺地方，以及这位死去的战士在二楼的单人卧室。他把自己打算带走的物件都放在黄铜面咖啡桌上；现在他正仔细研究着这些东西。有三本同样大小的棕皮衬面的记事簿，都夹着螺旋芯活页纸，是同一套办公文具里头的。第一本本子是日程安排表；第二本是私人电话簿，上面用钢笔写着姓名和号码；最后一本是每日开支记录，几乎就没写什么东西。还有十一张各式各样的办公室电话留言条，是伯恩在斯韦恩口袋里找到的；一张高尔夫俱乐部的记分卡，以及几张在五角大楼写下的备忘便条。最后一样东西是将军的钱包，那里面名头响亮的证件有一大堆，钞票却很少。伯恩要把这些东西全部转交给亚历山大，希望能找到进一步的线索；但在他看来，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发现什么惊人之处，也没找到任何与如今的梅杜莎有重大关联的东西。这让他感到不安；肯定得有点什么才对。这个房间是老兵斯韦恩的家，而且是他在家中的至圣之地——肯定有点什么！他心里明白，也能感觉到，但就是找不出来。于是他重新开始搜索，这次不是一尺一尺地检查了，而是一寸一寸地细看。
十四分钟过后他站在书桌后的墙边，把照片一张张摘下翻过来看。这面墙的左手是一扇凸窗，窗台上搁着坐垫，窗口下面就是屋外的草坪。他想起康克林刚才说要关上窗户拉好窗帘，这样就不会有人进来，也不会看到里面的景象。
天哪，那屋子里头肯定是一团糟。
是不太好看。
确实不好看。中间凸窗的窗格上溅满了血肉。还有……那个黄铜小窗闩是怎么回事？不光窗闩没扣上，连窗户也都开着——只开了一点点，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开着的。伯恩跪在铺着坐垫的矮窗台上，仔细查看锃亮的黄铜扣件和旁边的几格玻璃。干血和人体组织留下的道道痕迹中有几个地方被擦糊了；有人不小心把手按在了上面，痕迹就被抹宽、涂开了，变成了不规则的形状。接着，他在窗沿下找到了卡着窗户的东西。左边的窗帘被拽到了外面，一小块带流苏的布料夹在下层窗框的底部。伯恩从窗前退开，心里有点困惑，但并不感到吃惊。这就是他在寻找的东西，诺曼·斯韦恩将军死亡之谜中缺失的线索。
将军的脑壳被一枪打烂之后，有人从那扇窗户里爬了出去。这个人不敢冒险从前厅或前门出去，怕被人看见。这个人对房子和庭院都很熟悉……还有那些狗。是梅杜莎派来的凶残杀手。真该死！
是谁？谁到这儿来过？弗拉纳根……斯韦恩的老婆！他们应该知道的，肯定知道！伯恩猛地一倾身，去拿桌上的电话；没等他碰到话机，电话铃就响了。
“亚历山大？”
“不对，兔子老弟，只是个老朋友。我可没想到啊，咱们对名字的事这么随便吗？”
“我们没有随便叫名字，也不应该随便。”伯恩说得很快，竭力控制住几乎无法自持的情绪，“刚才出了点事情——我发现了一些东西。”
“冷静点，小伙子。我能帮你做些什么？”
“我需要你……到我这边来。你有空吗？”
“这样啊，让我来看一下，”卡克特斯说着笑了起来，“有几个董事会按理说我应该参加，白宫还让我去和大人物共进早餐……兔子老弟，我什么时候过来？在哪里？”
“别一个人来，老朋友。我想让你再带上三四个人。能办到吗？”
“我不知道啊。你想让我带什么人来？”
“上次我见你之后，开车送我进城的那个伙计。你那附近还有没有和他志趣相投的公民？”
“实话说，他们大部分都蹲在牢里呢。不过我觉得可以在那帮渣滓里翻一翻，拽几个人出来。要他们干什么？”
“当保安。这其实很简单。你打电话找人，他们来了以后就守在锁好的大门后面，对外人说这里是私人住宅，不欢迎访客。特别是几个可能会坐着豪华轿车来的白鬼子。”
“这种事儿黑兄弟们应该挺喜欢。”
“找到了人再打过来，我告诉你怎么走。”伯恩按下叉簧，马上又把手松开，听筒里传来了拨号音。他按下康克林在维也纳的电话号码。
“喂？”康克林接了。
“医生说得没错；我让蛇发女派来的刽子手溜掉了！”
“你说的是斯韦恩的老婆？”
“不是。但她和那个花言巧语的军士知道这人是谁——他们肯定知道有谁来过！把他俩逮住，关起来。他们对我撒谎，所以交易也就作废了。不管是谁制造了这起恐怖的‘自杀’事件，那人肯定是在执行梅杜莎高层的命令。我得抓住他。他是我们的捷径。”
“也是我们鞭长莫及的人物。”
“见鬼，你在说什么？”
“因为我们对军士和他的情妇已经鞭长莫及。他们俩消失了。”
“你在胡扯吧？我要是还算了解圣人亚历山大的话——我确实了解——他俩从这儿离开之后肯定就被你盯住了。”
“只是电子监控，并没有派人跟踪。记得吧，你坚持不让兰利和彼得·霍兰插手梅杜莎的事。”
“你做了些什么？”
“我向所有国际航空公司预订中心的电脑发出了高级别警报。今天晚上八点二十分，咱们的目标在泛美航空订了两张十点钟飞往伦敦的机票——”
“伦敦？”伯恩插了一句，“他们去的是另一个方向，太平洋那边。是夏威夷！”
“他们去的可能就是那里，因为他们始终也没在泛美航空的飞机上出现。谁知道呢？”
“该死，你应该知道！”
“我怎么能知道呢？两个美国公民乘飞机去夏威夷又不需要掏护照，那可是咱们的第五十个州，用驾驶执照或选民登记卡就可以了。你跟我说过，他们俩考虑走这一步已经有很久了。一个在军队里干了三十多年的军士长，用别人的名字去搞几张驾驶执照，这又有什么难的？”
“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甩掉那些在找他们的人——比如我们，也许还有几个梅杜莎的家伙，级别都很高。”
“妈的！”
“你能不能少说点口头语，教授？这种话是叫‘口头语’，对吧？”
“闭嘴，我得想想。”
“那就想想这个：我们如今是半截身子陷在北极的冰天雪地里，连个取暖器都没带。现在该去找彼得·霍兰啦。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兰利。”
“不行，这会儿还不行！你忘了些事情。霍兰是宣过誓的，而且我们了解的所有情况都表明他对这誓言很当真。他也许能偶尔变通一下规矩，但如果咱们把梅杜莎成员的情况摆在他面前，说这帮人拿着日内瓦银行里的几亿美元在欧洲疯狂收购不知什么东西，他可能就会说：‘停，停，够了！’”
“咱们必须冒这个险。我们需要他，大卫。”
“不是大卫，你真该死！我是伯恩，杰森·伯恩，是你们创造出来的人！你们欠我的！也欠着我的家人！这件事我绝对不会妥协！”
“我要是跟你对着干，你就会把我干掉。”
沉默。两个人都没说话，直到西贡的梅杜莎三角洲一号打破这短暂的停顿。“对，亚历山大，我会干掉你。这不是因为你以前在巴黎想干掉我，而是出于一种盲目的假设；当年正是由于这种假设，你才决定要追杀我。你能理解吗？”
“能，”亚历山大·康克林答道，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无知生傲慢，这是你最爱讲的华盛顿主题；经你一说这个道理总是显得特别东方。但有些时候，你也得把自己的傲慢压下来一点。我们能独力做的事总归有限。”
“反过来说，我们要是不独力去做，就可能会有许多事被搞糟。看看咱们取得的进展吧。从零到两位数才花了多长时间？四十八小时，还是七十二小时？给我两天，亚历山大，求你了。我们很快就能查出整件事的原委，查出梅杜莎的真面目。只需一个突破，我们就可以向他们提出除掉我的最佳方案——‘胡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