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是心理学上的，强调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会导致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展，同时必须高度警觉那些看起来是偶然的、个别的、轻微的过错，如果对这种行为熟视无睹或不及时制止，就会纵容更多的人去打烂更多的窗户，就极有可能演变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恶果，所以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二种，就是经济学上的，认为破窗理论是有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的，也就是“损害有益”之说。因为这是违反常识的，正常认为玻璃窗碎了需要花钱重新购买是坏事情，但在这种破窗效应下，消费促进了社会经济，使得消费链条上很多人得益，是好事情。
参与太学之会的众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我咋感觉有点不对劲？”
在旁边偷听的外国留学生们，总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
姜星火说的，明显就有点问题，但他们偏偏说不出来，到底哪里有问题。
其实这里的问题就是，打碎玻璃窗虽然促进了消费，但原本生产玻璃的劳动力完全可以用在其他地方，打破玻璃再生产消费，整体社会总收益不变，而同样的劳动力用来生产其他物品，同样会使社会整体收益增加，算总帐的话，还是减少的。
但实际上，在经济学上，并不仅仅是算加减法这么简单，这个问题还要复杂得多。
且不论是否把碎玻璃的损失核定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财富”（即如同把债务视作财富一样），破窗效应这个概念追根溯源，其实讲的是经济学的需求理论，即短期经济中，需求可以对产出形成显着影响，宏观调控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来说，这种作用将相当不明显。
而姜星火选择“破窗”为题，用意就在这里了。
在解释完这里面的关隘以后，姜星火复又问道。
“所以诸位觉得，破窗是好是坏？是该防患于未然，提防风起于青萍之末，还是任其破窗，不破不立、大破大立？”
破窗，即破题。
今天或许有很多辩题可以讨论，但其实最关键的，便是世风、学风这两个事，而“破窗”一题，开题延伸到此处，便足以涵盖了。
而针对这个问题，作为反方一号辩手的胡俨，这时候心中也有了自己的答案。
他不愿意被姜星火牵着鼻子走，因为胡俨这时候已经意识到了，一旦顺着姜星火的思路说下去，就会被带到新的领域，然后被降维打击。
所以，胡俨反其道而行之，反问道：“为何要用玻璃窗呢？”
汪与立、杨士奇等人没说话，这场辩论注定很长，有的是他们上场的机会，但此时，却都不约而同地赞叹胡俨的反应。
因为顺着胡俨的思路，他们发现了如何有效对付姜星火。
那就是把辩题，拖入到他们最擅长的领域。
果不其然，胡俨马上说道：“玻璃窗固然比纸糊窗坚固，可多糊几层、用篾条封住，总是有办法的，活人固然不能被冻死，可高中二甲与窗明几净心情舒畅，倒也未必有多大关系，而今日之世风，便如王叔明之茅屋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方有作乱之事。”
“我想说的是。”
胡俨跪坐在地上，郑重以对：“王叔明真的需要这块玻璃窗吗？”
这里的玻璃窗，其实指的就不是玻璃窗本身了，而是被胡俨拖入到了一个儒家经典辩题里，叫做“理欲之辨”。
程朱理学重视理欲之辨，把理与欲截然对立，强调革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譬如北宋程颐就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南宋朱熹在《朱子语类·卷十三》理也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程朱理学的目的在于要人们放弃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欲求，绝对遵守封建伦理教条，并以此恪正己心，追求内心世界的丰盈。
而跟这个观点唱反调的就是以永康、永嘉学派的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之学，譬如叶适干脆奚落理学，说“以天理人欲为圣狂之分，其释未精也”
虽然刚才胡俨取材的那段《礼记》里面已有把“天理”与“人欲”对立的倾向，但“断章取义——取自不要断章取义”还是经典的，《礼记》里还有句话叫“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或者说《礼记》本身并不否认物质欲望的合理性。
总之“理欲之辨”在先秦儒学里，是没有那么“非此即彼”的二极体思维的，甚至到了汉唐，也是有“以理节欲”、“存理灭欲”、“理存于欲”三种见解并存，譬如西汉董仲舒主张“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西晋裴頠主张“欲不可绝”，把满足人们物质欲求视为全身保生的前提。
实际上，是直到宋代，儒学叠代到了程朱理学这个版本，才搞出来这种二元对立思想的。
而“理欲之辨”，显然是用来解释世风问题的好思路。
“王叔明真的需要这块玻璃窗吗？”这个问题不是问的二十年前就已经死在诏狱里的王叔明，而是问的今日众人，觉得大明真的需要这些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愈发繁杂的物质欲望吗？
这是一个相当有深度的问题，哪怕是姜星火也不能否认。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市民，或是工人，亦或是农人，都不需要思考这种问题，因为意义实在是不大。
但对于在座的这些大明几乎是排名最靠前的大儒们，这些思想界、学术界的精英们，这个问题，就非常有意义了。
发展经济或许是必要的，因为朝廷确实需要钱，但发展经济，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传统的、相对“淳朴”的世风所造成的巨大改变。
“诚如国师‘破窗效应’所言，越来越多的物欲，便如一阵又一阵秋风，若是今日不严防死守，堵住窗户，而是任其所破，恐怕等到道德风俗不存之时，一切就都晚了到了那时候，哪怕想要补救，怕是都悔之晚矣。”
“理欲之辨”，这个辩题的出现，并没有出乎姜星火的预料。
而对于这个程朱理学信徒们胜率非常高的辩题，姜星火也并非毫无准备。
看着孔庙，姜星火抬起头，开始请神。
很快，在他脑海中的诸多思想家中，出现了三个身影。
——明末三先生，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
来吧，就是你们了！
理欲
理欲之辨，即伦理道德与人们物质精神生活欲望之间关系的争论，是宋明时期伦理思想争论中的核心命题之一。
不过由于今日的太学之会是群体论战，所以自然也有其他人说话的机会，姜星火抛砖引玉之后，并不急着用“破窗”来论证些什么，更不急着先请神开大。
解缙沉吟剎那，一马当先道：“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皆是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故此欲不可去，应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对于头马的积极表现，姜星火相当满意，若是事事都要自己亲力亲为，确实未免有些太累了，还是有人帮衬着冲锋陷阵比较好。
解缙引用的基本都是荀子的观点，也就是肯定人们正当的物质欲望，认为物质欲望是君子和小人的共同要求。
实际上，理欲之辩渊源于先秦，是儒家内部一个经典辩题，只不过以前吵得没有这么厉害，没有彻底把天理和人欲进行二极体对立。
反方辩手这边，则是汪与立接替刚才趟雷趟了个灰头土脸的杨敬诚出场。
实际上，实力最弱、资历最浅的杨敬诚，刚才也有这个觉悟，毕竟关学传到他这一辈，实际上就只剩下一个门楣了，真到了关键时刻让他上，他肯定掉链子，所以前面不太体面的试探工作，还是主动承担起来比较好，好歹还能留个印象分又不太得罪人，在这种盛会中有点参与感。
“此言谬矣。”
汪与立同样跪坐的很板正，一派老卫道士的风骨，看起来义正严词的反驳，但很快，就让人觉得不对劲儿了。
“《论语·尧曰》有言，欲而不贪，君子谋道不谋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固然是君子小人所同，但君子所寻，又岂能与小人相同？”
高逊志眉毛一挑，不漏声色地看向汪与立。
好你个老小子，我们中出了叛徒！
而杨敬诚也是同样一怔。
看起来汪与立回答的没问题，为何二人会如此？
这就不得不说一说金华学派在学术光谱中的定位了。
汪与立作为掌门人的金华学派作为承担过鹅湖之会举办工作的高门，在如今大明的思想界，属于是那种既有底蕴又有实力的学派，上百年来开枝散叶，积攒了不少家底，但也正因发展时间过长，所以现在的金华学派，跟南宋时期的金华学派，还是有些似是而非的。
在南宋时期，金华学派是浙东事功学派的一支，与永康、永嘉学派同气连枝，主张“经世致用”的事功之学，但在一切具体的学术观点上，则与理学、心学都有调和折中的地方，在学术光谱上的属于那种实学里偏右的存在。
但随着世事变迁，南宋时期实学、心学、理学三足鼎立的局面被打破，并且呈现出了一去不复返的架势，永康、永嘉学派纷纷树倒猢狲散，主张实学的浙东事功学派只剩下了金华学派这一支，而程朱理学则彻底压倒了心学、实学，成为了官方指定考试学问，也就是官学。
因此，金华学派不得不掉头，开始修改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学术光谱上从实学偏右，变成了理学偏左。
但是学术纷争这种东西在南宋实学、心学、理学三足鼎立的时候，金华学派因为不够激进，所以经常被永康、永嘉学派狂喷软弱；而到了实学彻底失势，金华学派被迫融入理学，却又因为观点靠近心学、实学，被传统的程朱理学卫道士们狂喷偏激，道统不纯。
所以怎么都是被嫌弃呗？
而在“古今王霸义利”三辩后，汪与立也是有所反思，世事易变，金华学派这艘大船，到底要不要调转船头，重新回到过去的航道上，作为当年的实学三大家之一，重回实学旗帜下，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
正是因为存了这份重新改换门庭的念头，汪与立才用了孔子的论点，而不是孟子的，孔子的观点更加中庸平和，而孟子和荀子才是理欲之辨的对立观点。
而在理学的捍卫者们看来，卫道不纯粹就是纯粹不卫道。
眼看着汪与立软弱的态度要坏事，高逊志马上出手了。
“天理，人欲，相对也。所谓‘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道之所在，岂能混淆？”
高逊志虽然被姚广孝和姜星火拿捏了一番，但正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歪，在这种卫道原则上面，高逊志还是要站在对立面的，而且是绝不会动摇的那种。
金华学派家大业大，确实要有所顾虑，而高逊志虽然也开书院，但跟金华学派不是一码事。
高逊志的观点，就是着重阐发孔孟思想，强调大道和天理，轻视功利和物欲，认为只有做到轻视功利和物欲，才能防止人心生乱。
这边解缙继续回怼：“先圣有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世上岂有只存天理而无人欲的道理？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若无一扇窗户遮风挡雨，王叔明便是心中再笃信天理，恐怕也得被冻死吧？天理终归是不能代替遮风挡雨的，而要我看来，王叔明不仅需要窗户，还需要玻璃窗！整个大明百姓，都需要一扇玻璃窗！”
这就是要充分主张发展经济，鼓励人们合理的物质欲望了。
“不可，既有纸窗可遮风挡雨，何须各个要一扇玻璃窗？”
高逊志开始上强度了：“苟存无欲，则虽赏而不窃；私欲苟行，则巧利愈昏萁子昔年劝谏商纣王之象牙筷，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
嗯，高逊志说的就是后世比较有名的“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大王您担心，这样注定会消耗国力，恐怕天命不在大商了。”
果然，故事的最后，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因此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至于历史的事实是不是如此，现在哪怕有甲骨文的出土，和民间龙骨的收集，也难以考证了，但这个故事确实是很经典的物欲升级的故事。
现代的消费主义也是如此，你说故事没道理肯定是不对的人心就是如此，有了好的就要更好的，世人的贪欲都是这样，也就是所谓的“得寸进尺”、“得陇而复望蜀”，按理说是没有止境的。
而对于君王的贪欲来说，则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顺着这个逻辑辩驳，那么肯定是辩不赢的，因为这都是理欲之辨的老套路了，祭出“象牙筷定律”就意味着不能顺着对方思路来了。
这时候，张宇初忽然开口道：“夫欲与喜怒哀乐，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乐，又可去乎？”
张宇初的应对之策，同样没有出乎反方的预料。
因为理欲之辨，归根到底还是落在人身上，而只要是人，就有欲望，这就是正方的跟脚所在，你可以指望普罗大众提高思想觉悟，但伱不能指望所有人都像圣人一样舍弃大部分欲望，哪怕是苦修者类型的卫道士，也做不到这一点。
张宇初的观点就是认为人之有欲无可非议，正如喜怒哀乐之情不是恶一样，欲同样不是恶，也不可根除，这就相当于你不能为了“非礼勿视”把自己双目给挖了似的。
眼见正方避战，开始回避话题，反方辩手们顿时气势为之一振。
高逊志乘胜追击道：“存天理，灭人欲，明道先生（程颢）有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实际上，自北宋开始，天理和人欲的关系成为当时思想家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宋代天理人欲之辨发端于张载，成立于二程，至朱熹而集大成，在这个命题上，二程是高度统一的，他们都把“理”或“天理”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把它视为宇宙的根本原则。
胡俨亦是振奋出声：“不是天理，便是私欲！无人欲即皆天理，所谓‘欲与喜怒哀乐，皆性之所有者’大谬矣！君子慎独，陈明本心，便是要去喜怒哀乐于己身，人欲有何不可去除？”
王允绳这时候也跟着帮衬道：“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是天理之件数，故此，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应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显道心。”
说罢，王允绳还瞪了一眼汪与立。
看看，这才叫理学偏右的攻击性。
什么“好荣恶辱、好利恶害，固然是君子小人所同”看看你师道先生说的是什么话？这是我辈卫道士能说出来的？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才是正道。
显然在理学极端保守派的观点看来，天理和人欲是高度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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