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还是由孔希路来发言。
“六经不是那么好注的。”孔希路言简意赅道。
六经当然不好注，但不好注的是六经本身吗？不好注的是统治者需要他们怎么来解释经义！
姜星火明白孔希路的意思，他对此自然是有一番腹稿的。
“通经致用嘛，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方面，是经学义法，也就是通过给六经做注，来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重整经学的整个体系，以资时下取法。”
“第二个方面，则是治经之法，也就是治学方法。”
这句话姜星火没说完，但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想说什么，姜星火主张什么治学之法？自然是实践出真知那套。
高逊志此时已经有些醉意了，但听闻此言，还是颔首道：“研究经学最忌讳不得本原而务循支离，实际上，若是儒学是一本书，六经就是大纲，儒学若是一棵树，六经就是根本，其余诸如四书之类的支流余裔，不过是因缘而生罢了，若是正经研究经学，那就必须得确立主旨，探骊得珠，此后解经便如利刃切肉，迎刃而开也。”
“便是这个道理了。”姜星火趁热打铁道，“儒家伦常义理百世可知，而《六经》同出一源，其宗旨、大义、礼制，皆相同，而其体制、文字，则诸经各自不同跟这本小册子里画的骨骼结构图，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做学问，不找主要的骨头，而去寻旁边的小骨头吗？”
曹端有所触动，但仅仅是这些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恐怕还不够，因为巨大的利益面前，同样存在着风险。
他们必须搞明白，姜星火让他们来发表的文章，到底要做什么。
而这里面的关键，不在于姜星火说的第二方面的治学方法，而在于第一方面说的“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
嗯，燕国地图铺了半天，这是终于露出匕首来了。
姜星火口中的“制度”，当然不是通常含义上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按朱熹的理解，也是这个时代对于制度最标准的理解，一共有两类，其中《周礼》为一类，即“礼之纲领”，而《仪礼》和《礼记》则是另一类，即“仪法度数”。
看起来很奇怪吗？为什么都是礼仪？
这并不难理解，礼部为什么是六部里名义上排名第一的部？
在封建王朝时期，礼仪是社会活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与规范，制度在国家政治与社会规则的纲领与枢纽，二者互为表里，礼仪就是制度，制度就是礼仪。
而义理和制度之间，联系同样非常密切。
孔希路这时候还是没有拿定主意，这种大事，并非是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若是姜星火没有一个完备的计划，就要他以南孔家主的身份来做六经新注，哪怕是他，对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样也是心里没底。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年轻的脸庞，缓缓说道：“盖制度者，经史之枢纽，圣贤精理奥义之所由见，而世界盛衰治乱所从出也，六经以明制度为大例不假，毕竟就算《春秋》微言大义，可说穿了，还是以着书谨祸乱、辨存亡，六经都是如此，所有安危祸福，旧说多阙，今悉采备，无非便是用以明得失成败之数。”
经史子集，经在最前面，而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岛，则地理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这些东西归根结底，都是从六经里出来的。
“可是，要从何处立意呢？”
这个疑问，同样是萦绕在曹端和高逊志心头的。
是啊，从何处破题立意呢？这可不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涉及到的也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给六经做注，尤其是要从六经的义理着手，反思过去的制度，给现在的制度变革背书，没有一个能无懈可击地立住脚的立意，是绝对不行的。
要是强行来做这件事，哪怕是就直接成了笑话，让人觉得他们是放弃了颜面，给当权者捧臭脚，这是任何大儒都不能接受的。
参与官方注六经是荣耀，可这荣耀背后，还蕴藏着同样沉甸甸的东西。
姜星火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直接给出了他和姚广孝、张宇初思考很久后的答案。
姜星火指着孔希路，说道。
“孔子，两个孔子。”
王制
所谓“两个孔子”，指的当然不是孔丘跟孔希路。
孔希路虽然很强，儒学造诣当世最强，但坦诚地说，纵观华夏上下这几千年，他还不配。
“两个孔子”，乃是意指经学的古文今文之争，也就是《周礼》与《王制》之争，乃是孔子其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于经学和礼仪、制度的不同理解。
姜星火缓缓道：“从周为孔子少壮之学，因革为孔子晚年之意，如此一来，恰如一竹，从中一劈两半，本源清楚矣。”
“孔子不得位，不能施其政，故而托鲁史而成《春秋》，立素王之法，以资后世。”
姜星火先给《春秋》定了个性，嗯，其实即便是较真的话，姜星火这话也确实没什么错，书都是人写的，孔子着书立说的时候，自然加入了自己的思想在其中。
孔希路似笑非笑，道：“故而我等后儒，见《王制》与《周礼》不合，不知此乃素王之法矣？”
“对，正是如此。”
两人对话简单，但蕴含的信息量并不少，如果不能对先秦儒学的思想体系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很难理解姜星火和孔希路在说什么。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叫做“素王”。
素王这个词，语出《汉书·董仲舒传》，“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这里面的“素”，意思是空、虚，指有名无实或有实无名，到了东汉经学蓬勃发展的时代，王充《论衡·定贤》里说“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春秋》”，意思就是孔子虽然不是王，但他做了王的事业，也就是着写《春秋》，从此以后，儒家以素王专门指代孔子。
但在孔子之前的时代，素王这个词，更多是意指上古时期的帝王。
之所以董仲舒要这么吹孔子，原因就是他要进行托古改制。
这不巧了吗？姜星火也想这么干。
改革的思想阻力大不要紧，前辈们早就趟出路来了。
只要旗帜正确，一部分敌人也可以变朋友。
众所周知，董仲舒是“公羊学”的传人，嗯，这里再科普一句，无论是公羊还是左氏、谷梁，都是《春秋》这本书的批注，相当于朱熹对四书进行的批注，意义是一样的，目的都是为了用自己的学术理解，去掌握话语权，跟教皇解释圣经差不多原因就在于，《春秋》这本书写的很简练，俗称微言大义，如果没有注释的话，普通人通读下来，基本都是处于看不太懂的懵逼状态，所以掌握了《春秋》这本最重要的书的解释权，其实就掌握了经学的话语权。
而董仲舒就是要让公羊学版本的春秋注释，成为官方版本。
“所以，国师这是要行董仲舒之事？不，还要比董仲舒更胜一筹。”
年轻的曹端这时候也回过味来了。
董仲舒托古改制的本质，其实就是依托素王孔子的思想权威，事实上，在崇古之风盛行的汉代，确实需要推出一个古代权威人物，以为自己学说背书，所以董仲舒才选择了孔子董仲舒以《春秋公羊传》里哀公十四年的那句“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为思想纲领，首创新王改制之说，宣称《春秋》是应天作新王之事，董仲舒正是打着孔子和《春秋》的旗号，进行政治活动、实现政治理想的。
而如今南孔家主就在这里，这位世间一切美好德行的继承者，行走着的孔子代言人，若是姜星火不好好利用，那才是舍近逐远。
姜星火轻咳了一声，方才道：“董仲舒是托古改制，孔子又何尝不是呢？诸位观《王制》，更近乎于周礼，还是更近乎于《春秋》？”
周礼这东西自不必说，懂的都懂，老木乃伊了。
而《王制》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王制》是六经之一的《礼记》里面的一篇，如果光看内容的话，其实就是记录古代的种种政治制度，也就是封国、职官、爵禄、祭祀、葬丧、刑罚、建立成邑、选拨官吏以及学校教育这些方面，看起来是不是没什么特别的？
但实际上，《礼记》在六经里的地位非常之高，而《王制》更是礼记里面最有分量的东西，孔子弄得，绝非是无用之功，这里蕴藏了他奋斗一生后，到了老年面对诸国乱象无能为力时，留给后世的宝藏。
其实在了解这些的时候，姜星火也总觉得，自己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在这一世死亡之前，应该也给后世留下几本书
咳咳，扯远了，总之，《王制》的内容跟周礼是截然相反，乃至背道而驰的，这也成了经学里面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之间的矛盾冲突之所在，是解不开的。
原因也很简单，这都是孔子弄出来的。
一个孔子，弄出来了两个背道而驰的思想，听谁的？
姜星火给出了答案：“孔子壮年问礼，因时局动荡，需尊周王，方有海内升平之希望，加之资历浅薄，畏大人言，故此有‘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语，推崇周礼；然而周朝礼制，到了春秋之时，早已不适应社会的剧烈变化，积弊肉眼可见，孔子到了晚年之时，自觉已无救时之希望，又担忧王道不行，故此继承周礼而更改制度，亲自修订，以图留给后世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将其思想隐喻于《王制》和《春秋》之中。”
所以，姜星火面对古文和今文学派之争，或者说两种不同政治制度的争端，选择了董仲舒的今文学派。
事实上，公羊学所宣传的《春秋》经义，确实与《王制》更加相合，而《王制》按姜星火的说法，那就是孔子的托古改制思想。
所以这么串下来，姜星火的思想脉络就很清晰了。
孔子托古改制写了《王制》和《春秋》，董仲舒托古改制以公羊学为依据，写了《春秋繁露》，并且运用了《王制》。
“所以国师的意思，是以《王制》来统御六经，进而对六经做注？”
姜星火没有笑而不语，那样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在模棱两可，如果事有不成，随时可能把他们卖了，而是颔首道：“这件事的立意便是如此了。”
曹端和孔希路琢磨了一下，没说话。
但没说话，其实在某些时刻，比说了很多话还能表明态度。
姜星火也不急，看着窗外莫愁湖雪景，又自己给自己倒了杯酒，不知不觉间，喝醉了酒的高逊志竟然已经在众人旁边睡去。
过了片刻，曹端终于开口，他的眼神里闪烁着一些渴望：“那国师打算让我写什么文章？”
曹端可没忘了，这才是姜星火找他们要做的事情，注六经这种大工程，肯定不是让他们来弄的，最多就是挂名牵头和审核之类的工作。
“你写《孔子学术谱系考》。”
一听这话，曹端有些头大，但还是忍住了没叫苦。
孔子的学术谱系，主要以秦的大一统为界限，分为先秦和两汉。
先说先秦时期，孔子在世的时候收弟子，主要有两拨人，一拨是鲁国本地的山东弟子，另一拨则是燕赵等地的河北弟子。
山东是今文学派正宗，河北是古文学派正宗，但正如左可以无限划分一样，基于乡土而构成的今学正宗，同样可以无限划分，当时就划分出了鲁派、齐派、韩派等三个主要派别，分别宣传自己的思想。
而古文学派，则不是根据地域划分派别了，而是根据自己所学的专业特长，也就是自家学了什么、什么学得好，就主张以什么来解释儒学，即所谓的“缘经立说”，一共分成了《周礼》派、《国语》派、《左传》派、《孝经》派等等。
两汉时期，古文学派蓬勃发展，这种“缘经立说”就更明显了，东汉朝廷很重视经学，家里但凡有一本家传经学的真东西，都能成为大儒。
如今过了上千年，倒是涉及不到现在明初的学术界，最多是各家有些自己都说不清的传承，之所以要做这个工作，就是要正本清源。
嗯，非要说的话，跟编族谱差不多。
你说这东西有道理，那你得把脉络给捋出来。
“如何？”
曹端沉吟之际，姜星火催促了一声，这两个字，却是恍若敲钟般荡在了曹端心头。
曹端整理了一下思绪，方才答道：“孔子以《王制》为后世立法，秦汉制度与《王制》不同，遂以《王制》为无用之书。秦汉以后，今古文两家学派庞杂而混淆，导致孔子改制大义的隐没，而今古文两家学派不过是源自孔子早年、晚年的两套学说体系，后世‘以古乱今，不分家法’，如今要通经致用，自当追溯本源，归宗于孔子，合该梳理清楚高于天下的。”
见了曹端这份态度，姜星火满意地笑了笑。
“来，喝酒。”
曹端接过酒杯，囫囵咽了下去，看着窗外雪景，却兀自打了个寒颤总感觉自己出门吃个饭就被绑上了贼船。
可问题是，现在自己还有的选吗？
《明报》那档子“走进甲骨文”，可差点都快成了他一生耻辱了，要不是从来没对他点名，曹端怕是现在都没脸出门，这位国师布局环环相扣，现在想起来还让曹端心悸。
不过姜星火倒也没亏待他，教他的东西，如今曹端自己逐渐悟出了一些，眼见就是沉淀一番，以后回乡就能开宗立派，成就一代名家了，而且恐怕比历史上还要更为著名，因为很多哲学思想，是注定不会被时间所掩盖的，也不算揠苗助长了。
曹端胡思乱想着，姜星火却只是抚掌大笑：“如此善莫大焉！这便是于千年后重新究其本源，去伪存真，虽划清之事颇为繁杂，但亦是一件大事。”
确实是一件大事，毕竟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虽然在历史上争得很厉害，但由于同出一脉，就像是武侠小说里华山派的剑宗气宗又往后传承了无数代一样，很多过去的是是非非都难以论断了，如果真的能辨析清楚各自的源头，再加以部分人为的推理阐述，总之，能把这些理清楚，就是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不过听起来虽然工作量很大好吧，实际上工作量也很大，但总归是有个头尾的，其他的不论，其实重点就在于两汉时期，在董仲舒帮助汉武帝托古改制以后，汉朝就将儒学立为官学时就设立了五经博土，郡县乡里均设经师，经学自此大盛，而当时经书均以汉代使用的隶书改写，也就是今文经义，后来又出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大篆和小篆，成了古文经义，古文经学多治章句训诂，今文经学则研究微言大义以托古代制。
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争得很厉害，但其实截止到汉章帝白虎观会议，两派就开始逐渐互相接纳了，而等到东汉末年，历史地位极高的大儒郑玄，在古文经义的基础上，吸收今文经义的精锐，才算最终融会贯通，登抵宗师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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