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星火将其称之为“虚假意识”，但是事实上，其中的绝大多数永远也不会成为“手工工场主”或者哪怕只是致富，无论他们劳作得多努力，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
在信件的第三部分，姜星火则指出，所有基于有可能的更化变法所产生的新阶层。
无论是“新贵族”，还是“手工工场主”，亦或是“手工工场工人”，这些新阶层，都无法也不可能对皇权造成威胁。
工业
夏原吉看完了这封《哲学通信：异化、新贵族与大明未来社会各阶层精神分析》，内心充满了许多混杂在一起，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姜师，果然有烛见万里之能！”
“仙人俯瞰历史长河，恐怖如斯！”
“不仅能点破未来大明有可能的发展方向，更是将会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分析的清清楚楚这种能力，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且不提夏原吉这边心思百转千回，只说接下来传阅到手的几位尚书，哪怕是气度沉稳如黄福，亦是心中暗惊。
惊讶于这个名叫“姜星火”的疑似谪仙人，竟然有如此勘破历史迷雾的可怕洞察能力，真可谓是惊人至极。
详细地给出未来的社会演进方向这种事，这世上，有几个人能做到？
黄福扪心自问，如果严格来说，恐怕只有这位“姜星火”可以。
更何况，姜星火给出的推导设想，并非空中楼阁，而是与道衍呈上的《变法八策疏》几乎是息息相关。
黄福细细思量，“新贵族”这个设想中的新的社会阶层，其中的军功勋贵，肯定是与第五策“民族国家”和第八策“重塑宗藩体系”是分不开的。
正是这两个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更化措施，给大明向海外的扩张，解除了宗藩体系的道德束缚，以及获取殖民地的传统“华夷之辩”中华不扰夷的理论束缚。
黄福认为，“新贵族”里的宗室，跟前段时间已经推行的宗室考核，也是密不可分的。
本来，宗室考核跟大臣们的关系实在是不大，所以也没有多少大臣予以关注，但黄福是个细心的人，他清晰地记得，宗室考核的管理办法里，就包括了宗室做事的内容，那时他还以为只是经营皇庄之类的事情。
而眼下看来，显然这个宗室做事的内容，指向的是未来大明广袤的海外殖民地与市场。
这两个词语，在信件中有解释，黄福不难理解。
同样，“手工工场主”与“手工工场工人”这两个新的社会阶层，也是基于海外贸易需求，以及农业技术发展所产生的。
这里面，与《变法八策疏》的第三策，彻底重新清丈田亩，扩大推广摊役入亩与化肥，密不可分。
虽然有些事情，譬如姜星火在讲课时提到的【吃煤的铁马】，黄福并不清楚。
但是实际上，哪怕是英国的第一次工业变革，也不是从蒸汽机开始的。
虽然按照姜星火前世比较常见的看法，工业变革主要是指用机器代替人工进行生产，从而造成生产方式的变革，但这里的机器，绝不能直接与蒸汽机划等号。
机器普遍用于生产，其实是出现于纺织业，尤其是棉、毛、麻、丝等纺织业，是最早依靠水力、蒸汽和机器而发生工业变革的工业部门，也是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产物。
阿克莱水力纺纱机的发明，通常被认为是英国工业变革开始的标志。
而阿克莱水力纺纱机，则是由元朝的水力纺纱机改进而来。
这里便是要说，这个说法还真不是发明历史，而是在元朝王祯《农书》中，对于水力纺纱机就有翔实的记载，王祯把这种水力纺纱机称为“水转大纺车”，乃是发明于南宋后期，盛行于元朝的纺织机器。
“水转大纺车”专用于长纤维加拈，主要用于加工麻纱和蚕丝，麻纺车较大且与人力纺车不同，装有锭子三十二枚，有转锭、加拈、水轮和传动装置等四个部分，用两条皮绳传动使三十二枚纱锭运转，水力驱动每车每天可加拈麻纱一百斤。
王祯详细地介绍了其结构、性能以及当时的使用情况，并且附上了这种机器的简要图样，从而以确凿不疑的证据，证实了世界上最早的水力纺纱机，确实存在于华夏。
至于为什么大明没推广
与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他老人家定下的制度也是不无关系的，朱元璋倡导农村男耕女织，种植业才是大明的根本。
老朱的经验是，不吃饱肚子，其他都是瞎扯淡。
所以，纺织业只能当做副业发展，而且农村的灌溉水权问题，也严重阻碍了在明代，由水转大纺车引发华夏的第一次工业变革。
言归正传，黄福对海外贸易引起大明形成大规模手工工场这一点，还是认同的。
因为铁血大宋的例子就摆在那里，不是没有先例。
只要皇帝决心搞海外贸易，手工工场业和商业，确实有可能繁荣起来，成为新的社会阶层。
几位尚书传阅之时，朱高煦也悄无声息地跟着朱高燧进了房间。
有些出乎朱棣意料，自家的傻儿子竟然没有咋咋呼呼，而是老实地站在了他身后，甚至没要求加个座位。
稍后，几位尚书终于把这封道衍与姜星火的通信传阅完毕。
作为大明帝国官僚体系最顶层的存在，六部尚书，哪怕能力再差劲，也只是相对差劲，而眼界和格局却都是在的。
他们都很清晰地意识到了一点。
更化变法，确实可以扶持出新的受益阶层。
而无论是必须高度依赖皇权与现存庙堂体制的“新贵族”，还是完全可以由部分较为开明的士绅阶层转化而成的“手工工场主”，其实对于大明的皇帝，都是没有威胁的。
或者说，在他们可预知的岁月里，是没有威胁的。
因为更化变法，并没有修改大明的核心庙堂制度与军事制度。
靠着军队上位的朱棣，依旧牢牢地掌控着大明帝国的军权，有了军权在手，“新贵族”里的军功勋贵，是帮朱棣占领倾销大明商品市场的；宗室成员，则是依附于大明国家资产的代理人。
同时，“手工工场主”也只是帮助皇帝生产手工业商品的工具罢了。
那这么说来，《变法八策疏》里的修改科举制度，恢复荀子的儒家五圣地位，宣传圣王之说，也是为了配合变法，增强皇权的地位
“一环扣一环，严丝合缝。”
黄福慨然叹了口气，心头暗道。
道衍看了看几位尚书各不相同的反应，终于开口道。
“诸位，眼下还对刚才蹇尚书所提出的，关于扶持新的得利阶层的问题有疑问吗？”
蹇义沉思几息，随口开口说道：“老臣还有一个疑问。”
“喔？”
本以为道衍掏出了大杀器就大局已定的朱棣，此时也精神一振，问道：“蹇尚书想问什么？”
“既然陛下打算效仿宋朝，大力推动海外贸易，藉此实现如宋朝那般富裕，那么老臣敢问陛下，是否又会陷入到王安石与司马光关于国家财富的争论呢？”
听到王安石这个名字，朱棣一阵脑壳疼。
今天怎么就绕不开这个作古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拗相公”了呢？
这里便是要说一个在场之人都清楚的问题。
王安石与司马光关于国家财富的争论在于，王安石主张“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而司马光主张“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乍一看，司马光这什么花岗岩脑袋一样的守旧派？天下的财富怎么可能是固定的呢？
但这便是要说，在宋朝，经济情况也不是相同的。
相反，北宋与南宋的经济情况差距相当之大。
在北宋王安石的年代，国家虽然大力发展了商业，但主体还是以农业为主，而农业税以及对应的人头税，当然是固定的。
而王安石的这套主张，跟姜星火的理论还不一样。
王安石的“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指的是通过更化变法，把中间阶层，也就是官吏贪墨的部分，尽量收拢到国家手里，换言之，就是在朝廷的专卖权上来搞。
还是利用封建国家的公权力来谋取财富，跟汉武帝盐铁专营，把那些收不上来钱给重新收上来，没有太大区别。
这便是蹇义没有听过《国运论》相关几卷的问题所在了。
而就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朱高煦此时竟然开口了！
朱高煦侃侃而谈，只是简单地几句话，概括了一下姜星火所传授他的《国运论》的相关内容，就把蹇义的疑惑解释的一清二楚。
“竟然是做大西瓜吗？听起来倒也不是没有可行性”
蹇义微微蹙眉，但最终接受了这个说法。
毕竟，虽然蹇义不是夏原吉那样专攻经济之道的官僚，但既然是六部尚书之首，这些东西还是略懂的。
而许久不见的二皇子朱高煦，上来就给六部尚书来个“小刀剌屁股，开了大眼”，与入狱之前截然不同的表现，更是让几位不知内情的尚书啧啧称奇。
坐在椅子上的朱高炽，笑容温和地回首看了自家的二弟一眼。
而就是这一眼，朱高炽却马上发现了这个许久不见的弟弟，确实变得不一样了。
朱高煦的锋芒，收敛了许多，没有那副“父皇老大、我老二、天老三”的架势了。
“既然诸位尚书没有意见，那就进入到最后一个话题吧。”道衍开口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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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既然诸位尚书对变法‘变不变’没有疑惑，那么最后一个话题，则是变法‘怎么变’。”道衍平静开口道。
在场没有傻子，当然明白道衍这句话里“怎么变”的含义，绝不是对《变法八策疏》的内容进行调整，而是在问，从何处、何时、何事着手变法。
这无疑是一个颇为令人头痛的事情。
慑于朱棣的强硬态度，一开始以蹇义为代表的部分尚书们，不得不将问题引导到变法的关隘之处，也就是“能否扶持出新的阶层”上面。
以此，作为委婉表达不赞同观点的一面挡箭牌。
但随着道衍掏出了姜星火的那封《哲学通信：异化、新贵族与大明未来社会各阶层精神分析》，已经完满地对此做出了解释，为更化变法提供了打碎这面挡箭牌的关键武器。
但保守，或者说代表着士绅阶层利益的部分尚书们，依旧在竭尽全力地、用尽自己的所有庙堂智慧，来通过各种有可能的疑难问题，给更化变法的决策造成一些阻碍。
虽然他们都很清楚，在永乐帝的强势面前，这只不过是他们表达态度却又徒劳无功的努力罢了。
事实上，之所以道衍如此果断地出手。
就是认准了敌我力量对比，在此时对己方是最有优势的。
而道衍做出这个判断的原因，也很简单。
便是姜圣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因为大明不可能永远重复开国和靖难，但却必须重复每三年一次的科举。”
眼下靖难之役刚刚结束几个月，正是潜在的更化派力量最为强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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