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不仅是百姓，宗室禄米拖欠也直接激化了藩王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一些宗藩开始冲击地方衙门，凌逼府臣，甚至冲进衙门里进行集体抢夺。
正德九年，沈府辅国将军朱勋沤、朱勋澧就曾‘率众入仓挞官吏’。
嘉靖三十七年，代府广宁等王府宗室因索禄米不遂，于是围攻布政使衙门，并打伤左布政使。
嘉靖四十一年，韩府众宗室也是以索禄米不遂，殴伤平凉知府。这件事闹得极大，嘉靖皇帝下令惩治首恶，要韩王把本宗犯罪之人抓起来，结果韩府宗人多有不服，公然驱赶押送人员，然后攻击平凉府衙。
这些史实都可以表明，
明代藩王在地方基本是无恶不作，啸聚官府，凌辱地方官员，抢掠百姓，造成百姓惊惧不安，甚至攻击府衙这些事情已经让社会不再‘四方安定’，成为动乱的因子。
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宗藩已经成为财富的奴隶，自从宣德以后的大部分宗藩问题都是因为银子。
但是，确实也有过的好的藩王，比如弘治对待自己的兄弟就特别的好，动辄就是一万盐引、三百顷土地这种赏赐。
总得来说，和皇帝关系越近、越受皇帝宠爱的藩王，日子就过得很好，像万历皇帝赏赐福王的财富那也是个天文数字。
所以藩王和藩王之间的贫富差距非常巨大，这是个基本事实。
言归正传，湖广承宣布政使司，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北湖南一带。
别的省份，藩王一个两个就已经是大祸害，湖广藩王还尤为集中，是明代分封建藩最多的一个省份。洪武三年，朱元璋第五子楚王朱祯是最早受封湖广的藩王；
此后还有辽王朱植封荆州；
岷王朱楩封武岗州；
襄王朱瞻墡初封长沙，后移襄阳；
荆王朱瞻堈初封江西建昌，正统十年徙封到湖广蕲州；
吉王朱见浚封长沙府长沙县；
兴王朱祐杬封湖北安陆；
寿王朱祐榰就藩德安；
雍王朱祐枟弘治十二年就藩衡州，这家伙辟山移土建造雍王府，形成了一条繁华街巷，还好在正德二年死了，且没有子嗣，朱厚照直接除了藩。
上面只是亲王，实际上还有一些郡王之类的，比如华阳郡王，他是第一代蜀王的次子，按照降级袭爵的规矩，他就在澧州当了郡王。
再往下什么镇国将军，实在没有办法细数。
所以湖广王府、官府所占有的官田比例极高，成化年间，就有荆襄流民起义，一直到明末结束，明朝始终未能妥善处理好荆襄流民问题。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明朝处理藩王问题就是隔靴搔痒。
而在杨一清看来，自从天子上次有了‘限制藩王财富’的念想以后，本朝倒是有可能大大缓解藩王给朝廷带来的财政压力。
因为本朝皇帝没有亲生的兄弟，关系一远，那就不一样。
但他也只敢用‘缓解’这样的词汇。
藩王子弟都是宗室皇亲，太祖血胤，哪怕皇帝也不会动辄就杀人除藩。弘治三年，皇帝命令宗室不得盗用别宗名义，冒支禄米，惩罚的措施是革去所支禄米十分之二。
这叫什么惩罚？
还不如不出，不出倒是可以灵活的给他定个罪名。
现在，正德皇帝也没有和他具体商量过怎样限制藩王财富。
但这个‘圣心’，好些人都知道，也有好些人在抓。
藩王凌辱地方官员，欺压百姓，很多文臣早就对其不满，只是碍于皇帝所以只得忍气吞声，现在皇帝态度有变。
这件事自然就成了又能迎合圣意，又能给自己出气，且还能造福百姓、留下清名的一项‘大好事’。
兵部尚书齐承遂以往从来没有提过什么湖广之事，今天却敢说‘湖广不能总是这样’便是有这样的背景。
杨一清是内阁首揆，自然也不会轻易将此美事拱手让于他人。
“你觉得应以湖广为契机？”自己人，他问得也就直接了。
齐承遂也不隐瞒心思，“湖广藩王最多，且又有于乔公为巡抚，只要将于乔公这几封奏疏做做文章，不愁此事不大。”
“老夫也有此意。”
谢迁这几封请粮的奏疏的确有一种瞌睡了递枕头的感觉。
按照皇帝的脾性，地方官只要说得出理由，请求调粮是会允许的，本身户部还有专门用于赈灾的银子，没有粮还可以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粮朝廷可以调，湖广这些事情，朝廷也可以查。
湖广熟、天下足，这么一处鱼米之乡老是缺粮，朝廷为什么不能以堂堂正正的名义去清查实际情况呢？
只要查出来结果，这事自然就能闹大。
“有阁老的话，下官便心中有数了。回头下官便亲拟奏疏，请求朝廷如清理军屯一样，清查湖广借粮之事。”
“方法可以，不过时间再延缓些，陛下已经递了口谕，眼下宁夏正在清理军屯，又有安逆造反这类逆事，此事不宜再兴大案。”
这……
齐承遂有些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