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借钱这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
不过嘛，借钱难，难如挑水上青天,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像是桂春生,若是在他认可圈子内的人借钱，他二话不说，要多少给多少，对方不再还钱也行,可要是出了他认可的那个圈子，那么对不起，他从不怕与人断交，一分都没有。
当借钱这件事,落到了周长城和万云小两口的身上,可真是给他们出了个大难题。
先头,葛宝生辞职后,便一心想开创自己的事业，他的目标是十年内超过姚劲成,要实现这个伟大的宏愿，那就必须从办厂开公司开始，等他兴致勃勃开始做这件事了，才发觉到其中所需要的资金有多大,把整个摊子支撑起来会遇到多少麻烦的事情。
跟旧同事吃散伙饭的时候，昌江精密的梅长发指点他，让他先找几个小厂合作，拉到单子,把单子交给厂里，然后自己从中拿自己的那份钱,现在是市场经济，人脉不可少，客户要握在自己手上，创业不是不行，只是方法要更灵活一些，姚生就是这么起家的。
周长城当时也在这桌散伙饭上，见宝生哥一脸谦虚，不停点头，像块海绵一样吸收每个人给的大大小小的建议，他心里就稍稍“咯噔”了一下，千头万绪，宝生哥似乎并没有做好准备。
也真是没想到，过了几日，葛宝生竟然跟那个洪金良凑到了一起。
洪金良这人，来路很复杂，说得一口本地人都听不出口音的粤语腔调，而他实际上并不是广东人，谁也不知道他来自哪里，论起来，其实是混混出身的。
十年前，改革开始，舞厅和夜总会逐渐开始流行，华侨归国投资，钱回来了，一些黄赌毒的东西在暗地里跟着回流复苏，香港三合会、新义安、14k这些□□势力也有北上广州掘金的，有“金”的地方，就一定有利益划分，自然，边境部队和当地公安对这些黑暗势力一直是严厉打击的，可对着那些披着正当生意外衣的行当，法律不健全，就很难界定其中的黑白界线。
有光亮的地方，就会有阴影，二者相随，无法割裂。
洪金良二十来岁跑到广州来，身无分文，也没有一门技术，听说打架耍狠能挣钱，血气方刚，有两根粗手臂和面力气的他，就跑去帮忙守舞厅夜场，夜场比白天的保安要赚得多，又穷又有欲望还想出人头地的人，对钱是异常精细敏感的。
夜总会这样的地方，有正经人谈生意，也会有不正经的生意，且这种销金窟之间必定有竞争，后头容易发生斗争，有一晚，不过是对面那家舞厅的人因着几句话，洪金良就带着一同值班的人跟人干上了，被人砍了一刀，没了两根手指，当夜送到医院去，血都不再流了，两根手指作废，从此之后，有人叫他金八指。
当时那夜总会是香港人过来开的，混社会的人，肯定是为了赚钱，钱给到位了，才有人替自己卖命，而愿意给他卖命的兄弟，他都仗义大方。对面那家舞厅的老板，在香港就是他的死对头，到了广州也是仇人。他听说洪金良为维护夜总会的自尊而被砍了手指，便在大庭广众之下赏了这勇猛的小弟一万块钱。
八零初的一万块钱，那是多了不起的钱啊！
跟对了大哥有钱拿，这下可把底下的小弟激励得嗷嗷叫，恨不得今晚再来一□□剁手指，用两根手指换一万奖金。
可洪金良不是那种坏得彻底的人，他到广州只是想混口饭吃，从根子上来讲，他还是听着“从重！从快！”和“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这种严打口号成长的，骨子里对公安执法这件事有着天然的敬畏和恐惧，这夜总会又不是什么正经的夜总会，成日进出一些不清不楚的男男女女，加上灯红酒绿的装饰，其实公安每个月都要来抽查，他也害怕。
所以拿了老大的那一万块钱之后，洪金良散了两百百块请人喝酒吃饭，营造出一种自己有钱没地方花的气氛，大家都觉得他是冤大头，是草莽，是铁了心要跟这个开夜总会的老板干到底了，结果到了某一夜，他偷了一箱洋酒，人就消失在广州了，随着他不见的还有那九千多块钱。
一直到八四年底，这个夜总会被爆出涉毒，被广州公安端了，那个老板又坐小舢板逃回香港，再不敢来了，毒品克数过高，按着大陆的法律，直接就是枪毙，管你是哪里人，没有转圜的余地。
夜总会关闭后两年，洪金良又不知道从哪里回到了广州，这回他开了个回收公司废料的小作坊，还学会了基础的模具制造步骤，在海珠工业区附近弄了个小作坊，开始当他的小老板。
这人除了不吸毒，跟吃喝嫖赌都沾点边儿，颇有些五毒俱全的意思，在附近有不少酒肉朋友，跟拉哥似乎也挺熟的样子，不过个人的生活习性不影响他老实做生意。
说起来，洪金良的回收厂的确是干干净净的生意。
消失的那几年，洪金良估计是躲在一些较偏远的工厂里当工人了，学了些不上道的注塑技术，等他回到广州，便拖了两台二手的国产机床和火花机，开些技术不高的小模，招了几个孔武有力的小弟，用收回来的料渣，做些日常用的瓶瓶罐罐往外卖，质量都不怎么样，有时候一个塑料杯做成了，拿到手上满是渣渣，割手又不平整，不过这时候产品标准意识薄弱，只要是商品，价格少一些，几乎都能卖出去。
大概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没有人知道洪金良的过去，以为这金老板只是有些粗鲁的江湖气而已。